一次宴会上，司马昭命乐伶为亡国不久的蜀后舞，“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嬉笑自若”。司马昭大为感叹，谓人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司马昭时为晋王，是灭蜀的最高指挥者，但他显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对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为之开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晋武帝司马炎和其父司马昭一样，也很推崇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汉尚书令的樊建询问诸葛亮如何治国，樊建朗声应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不禁失声赞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在司马炎眼里，晋之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可望诸葛亮之项背。
皇室扶风王司马骏镇关中，尝与“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有人讥刺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大谋小，不能度德量力。”郭冲起而反驳，“以为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业未就，而论者惑焉。遂举出包括空城计在内的五件“隐没不闻于世”的事例，以证实诸葛亮的德业战绩。据裴松之分析，这五件事纯系子虚乌有，有的并有明显的为颂扬诸葛亮而贬低司马懿的倾向。而“诸官属士大夫”们听后，“亦不复难”。作为司马懿之子的司马骏，竟也“慨然善冲之言”。西晋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诸葛亮的时尚之中了。而这种时尚，在当时乃是一种风雅的象征，以这种时尚为内容的清谈，自然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激赏，至于偏颇失实，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细究了。
到了西晋末年，《陈情表》的作者李密之子李兴为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对诸葛亮的美誉又推向了一个惊人的高度。碣文一则赞诸葛亮：“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则历举古贤，认为大都不能和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殁，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于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郑，教美于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你看，自古称颂的致治名臣和高洁之士太颠、闳夭、臧文仲、管仲、乐毅、许由、子产、晏子、孔子，都不及诸葛亮，只有皋陶和伊尹或许可望诸葛亮之项背。在李兴笔下，诸葛亮实为古今第一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寿奉诏编成《诸葛亮集》，接着又撰成《三国志》，及时为褒美诸葛亮提供了丰富的谈资。陈寿本来“折服于诸葛深矣”，在《三国志》中，明里暗里，极力渲染诸葛亮的功德，把诸葛亮写成三国时期的天下第一。但就这，人们还嫌不过瘾，遂造出流言，说陈寿乃“挟恨”贬低诸葛亮。一则说，陈寿之父曾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马谡，也髡其父头。二则说，陈寿任诸葛亮书佐时，曾“被挞百下”。陈寿因此在《三国志》中攻击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前者，晋人王隐《晋书》记之，笔下含恨；后者，口碑流传，义形于色。
汉末魏晋以后，随着正统之争、华夷之争愈演愈烈和政治斗争日益惨烈，政治人物加剧腐败，诸葛亮的历史地位也愈来愈高，到《三国演义》问世，诸葛亮更被圣化、神化到极致，过犹不及，以至有点妖化了。
缘何被崇仰
诸葛亮究竟凭借什么，获得历史这等不同寻常的赞誉？
是像世俗盛传小说家言，诸葛亮能掐会算，战无不胜，创建了赫赫战功吗？
乍听似乎很是。但细检史实，结论却是相反。不可否认，诸葛亮的确是个军事天才。他长于治军，军之出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止如山，进退如风”。他巧于发明，创八阵图，制木牛、流马、连弩，有效地增强了蜀军战斗力。陈寿称他治军是“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他死后，对手司马懿“按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但在军事上，他也仅有此两长，其“应变将略”确如陈寿所评：“非其所长”。正是由于这一重大缺憾，他一生，除南中之役因形势占了绝对优势而取胜，军事上实无值得炫耀的战绩。他从建安十二年初从刘备，到建兴十二年病死五丈原，二十八年间，刘氏势力经历了赤壁之战和争夺荆州、攻取益州、强占汉中、夷陵之战、南中之役、北伐之役七次重大的军事斗争，刘备在时的五次，他并无直接战功；他独掌军政的两次，北伐实以惨败告终。
或者，是他那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出色的治蜀政绩？
的确，诸葛亮的政治才干，在中国几千年众多的政治家中位于出类拔萃之列，他执政时期的蜀汉政治，是三国时最杰出的政治。陈寿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负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说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笔者遍检史籍，在一部二十五史人物传的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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