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举的例子，都是那些在国内混得不错的家伙，那些受迫害的，找了根绳子上吊的知识分子，大伙耳朵都听得起茧了。但迫害归迫害，对权力不利的家伙可以统统去死，可有些人是必须活下来了，要是知识分子死绝了，就啥事也干不了。*最瞧不起知识分子了，整一批死一批的。可一旦领导人或者领导人的家属生了病，包括他自己在内，个个都找的是那些医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还没听说过谁找了个赤脚医生给自己看病的。
以史为鉴之五十年代：华罗庚——建国来待遇最好的理论数学家。
华罗庚算是那个时代混得最不错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天分极高，不到二十岁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后从事数论研究。二十六岁成为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形势最恶劣时回国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结束后，受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共和国成立后，五零年，放弃国外的优越待遇回国。议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当然后来没有全给。这位已发表过两百多篇论文和专著的数学家在新中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华罗庚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在*中没有受太大冲击。虽然他被拉进了政协，但实际上没有对政治发表过只言片语。
在196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feng在党代会上发表了《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建筑学家梁思成、生物学家童弟周、桥梁专家茅以升相继被打倒。
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在数学家群体当中，他是最风光的一个，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很聪明，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优选法”，来证明自己“贴近工农”，并在*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
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生活是怎样的呢？五零年以后，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条件不够好吗？从纵向比，抗日时期，他在西南联大，物资极度紧张，住在猪圈旁边，他依然可硕果累累。可五零年以后，生活条件好转，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从横向比，被他指责为“贪图享乐不回国”的同龄人，大数学家陈省身，在国外屡屡突破，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
华罗庚五零年，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
。消息传出，又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
他没有精力再搞研究，因为他的同事处心积虑地揭发他，批判他。
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红卫兵抄家后付之一炬。
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论研究，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去搞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
统筹法让他摆脱了“脱离群众、脱离工农”的口诛笔伐，使他获得全国巡回演讲的殊荣。可他自己知道这东西的生命力，*以后，再也没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因为他是统战对象，是模范表率，所以要照顾他。
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儿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
清华大学*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陈景润成名之后，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
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侄子）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优选法的‘最优’是不可能存在的，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将展示板里的“最优”统统改成了“较优”。
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是在饥饿中度过的。最有名的三年饥荒，按现在俺手头搜集的全国仅17个省的统计资料，加起来就饿死了2100万，预计全国的统计数字应该在2700-3000万之间。不过，俺认为统计数字肯定有问题，算少了。三千万是啥概念？全国一共有七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大约1000人，正常年份，每个生产队每年死亡10-15人，饥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国就会多死三千万人。可俺那地头，老一辈的记忆里，死得可比这惨多了，所以俺认为三千万这个数字，肯定是少了。饥饿的不仅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没有吃饱过。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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