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作义前往北平就任所谓“华北剿总司令”之前，便将绥远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其心腹爱将―董其武。作为一名从军阀混战中逐渐崛起的旧军人，傅作义的内心深处还残留着武装割据的“地盘”思想。因此虽然手握整个华北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其嫡系精锐还是留在了绥远。而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之中，华北军区野战军虽然在各地催城拔寨，但是在绥远一线却始终处于反复拉锯之中，直到绥远和平解放，董其武麾下依旧有16个师、旅级作战单位，加上从各地陆续撤到绥远的国民党残部，总兵力不下10万之众。
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董其武虽心向和平，但要梳理自己部队内部的各种情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董其武所部，中国**人采用了先停战、再通商，最终系统改编的“绥远模式”。而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完成改编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的第23兵团，董其武在部队完成改编之后便率军奔赴朝鲜战场。
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23兵团更被作为保卫首都的主要力量，改编为第69军驻防北京的南大门―保定。更可以说是中央军委对这支部队的信任和肯定。可以说第38集团军“御林军”的头衔不过是19第第69集团军从河北进入山西，除了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之外，其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在中苏交恶，战争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之下。60年代中期中国陆军在三北地区的国防战略是巩固内蒙到山西一线，因此驻守保定的第69军和素有“华北军区老大哥”、长期担任战备任务的第63军一起移防山西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三北地区战备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入山西的第69军却与内蒙古军区长期以来都有些“不对付”。
在70年代的对苏战备高峰时期，内蒙古军区和第第一线，第69军的军部在大同，其所辖的3个师配置在集宁大同一线，归其指挥的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更深入内蒙化德县至土牧尔台一带，因此第69军可以说是内蒙古军区翼侧最近最可靠的友军,双方团结协作，两者携手保证了战区前线的稳定。
但是双方之间却始终有些疙疙瘩瘩，矛盾的起因无外乎两点，内蒙古军区原是西北野战军第8军改编而成，其前身就是绥蒙军区。在解放战争中和傅作义的部队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没少交过手，其中大同、集宁战役，西北野战军更是和傅作义的部队杀得天昏地暗。此时面对这支成建制保留下来的“老对手”心里肯定不服气。其二是内蒙军管解除后，第第65军的部队都撤出内蒙返回原防，就是第69军没有走，还接管了内蒙锡盟及乌盟部分的防务，也令内蒙军区颇有芒刺在背之感。
而这种情绪不仅蔓延到了基层士兵，甚至连内蒙军区大院的家属孩子们中都有反映，每次和第69军的篮球比赛，双方一有小磨擦，孩子们就起哄、撒纸片、放二踢脚，敲人家的车门，总之闹的不欢而散。后来。军区首长考虑到孩子家属不好管，就干脆调部队来看篮球比赛，但部队都是年轻人，也容易有本位主义，球场上一有小动作，就向着自己的部队，也爱起哄。最终连让军区副参谋长亲自将参加比赛的部队留下驯话：“这是咱们的友军呀！怎么能这样，说不定明天就和苏修打起来了，大家还要协同作战共同对敌，现在球场上就这样，打起仗来怎么办，回去好好地想一想，给我写检查来……”
这种情绪不仅军区内有，在地方上也有反映，当时内蒙的战备紧张形势，不宜在呼和浩特以北进行演军事习。内蒙军区的训练科目场就放在和林县的土城子地区，有一次是军区准备一个营级进攻演练，为配合演习将部队的战备等级提高了，加岗加哨，每个人都验了血型，结果地方上就风传出第69军干仗的谣言，闹的县里赶快做工作解释。
甚至连部队在演习场挖工事时，一个放羊的老汉怯生生地问内蒙军分区的战士：“要打仗呀！”战士们回答“对”。老羊倌又问：“和谁打呀？”战士笼统的回答道：“谁来打谁！”其意思是说不管苏修、蒙修谁来打谁。但是老汉却听拧了，顿时大惊说：“说真要和69军打呀！”逗的战士们哈哈大笑，只能告诉他：“老大爷您放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部队，不要相信传闻，您就好好地放羊吧！”
这种局面在80年代初期得到一定的改善。随着驻守太原的第69军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进行精简整编。组建中国陆军第69集团军之后，部队逐渐从前沿部署转入纵深部署。第69集团军各部分批从内蒙古自治区后撤到大同一线。基本上于内蒙古军分区“划请了界线”。双方之间的这种小摩擦也就逐渐淡化了。
因此对于此刻这个“老冤家”重回内蒙，身为军分区司令的柴雄心里难免有些百味杂陈之感。一方面两支部队历史上那些纠葛不清的恩怨又自然的浮上了心头。另一方面却是此刻正不断恶化的战场局势，不得不依仗这支生力军。不过中央军委似乎也对这两支部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也洞若观火。因此身为内蒙古省军区司令的柴雄和第69集团军司令余鸿宾都只是内蒙战区的副总指挥，真正“拍板定案”的担子则交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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