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历代，在**高压统治下，各级官吏打着‘圣旨’、‘上谕’的旗号‘畅行无阻’地征税，征收多少全凭一时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顾农民的承受能力，对纳税农民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征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维护**制度。所以，**下的赋税征收实际上是毫无限制和毫无限度的。前宋田赋征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就是征税权毫无限制的结果。”
“而我朝新立之后，为了避免前朝历代弊端，轻农赋重商税，因为商税是以间接方式被官府征收，不会与百姓发生直接关系，以减轻前朝历代官府直接面对农户的税收方式带来的危害。可是我们有些官员不明白其中道理，却是倒施逆行，偷逃商税，拟重农赋。”
刘浩然话刚说出来，胡惟庸有点坐立不安，但是他依然强支精神，在他看来，自己是胜社的核心骨干，而胜社是皇帝最依仗的力量，所以他认为皇帝陛下还不会重责自己，顶多像以前把自己远迁偏地为官。
“其实站在某种立场上，这些官员所作所为没有错，因为从前朝历代而言，自秦建立皇权**政制后，反对以法治国，反对权力分散，不接受用法律限定的权力，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强有力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力。其一切政治主张几乎都是从皇帝自身及其所领导的最高统治集团的需要出发，维护的是皇帝的的si利和官僚系统的既得利益。”
“在前朝历代中，整个国家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来养活一个职能上越来越不受限制、规模上越来越庞大的官府，这个无限扩张的官府汇集了大量的财富，不管是地主还是商人，他们都只是官府或者是皇室和官员集团的附属而已。因此，对于前朝历代的个人来说，当一名官府官员比从事任何职业都要来得稳妥可靠。于是，百姓便会想尽办法挤入官员的行列，‘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文人读书目的是做官，商人经商赚钱是为了捐官，小官钻营取巧是为了做更大的官，众人活着就是为了做官，就必须一生围着官转来转去，由此形成全民xing的‘官文化’。不管是哪个朝代，官文化一旦形成，是很难再用别的文化取代的，而该朝也会向一条不归路走去。”
“为什么？因为民众以至士大夫阶层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也不再拥有任何政治、经济权利，人们统统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成为官的奴隶。他们为了官可以勾心斗角，却不顾公利和si利之分；可以为了官绥靖求全，全然不顾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刘浩然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还有话他不方便在朝堂会议中说出来，民众以至士大夫阶层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官的奴隶，这都是皇帝和其高层集团为了保证自己利益捣鼓出来的。皇帝就是用官这个充满诱惑的东西来吸引民众，尤其是掌握文明和知识的学子文人，让他们为了官si斗不已，没有心思去“篡位夺权”，也没有心思去发展经济和科学，没有心思去推动华夏民族真正的文明。而对了老百姓，就采取愚民政策，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可是这帮统治者除了篡改思想，普及教育他们谁敢干？当然除了当时的经济和交通条件之外，还有他们到底是有心去做还是有心不去做的问题。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权利和责任。此前皇帝、官员只享受权利却不用承担责任，百姓只能承担责任却不能享受权利。世上能有这么好的事吗？换成你，只有付出没有收获，你干吗？当然了，你有知识文化，明白道理，所以你就拼命地考科举去当官，自然会成为人上人，可以只享受权利，不用承担责任。”
话说到这里，在座的众人心里便明白，此前这位皇帝力推种种新政，普及教育，控制舆论，发展工商，轻农赋重商税，原来根子都在这里，可是皇帝陛下这么做，难道要跟自己作对吗？要知道前朝历代，官员和**的权力源头在于皇帝。
“在大明朝，所有的人都要明白权利和责任，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明白自己承担的责任，自己享受的权利。国家就是由众人承担的责任组成，以保证众人享受的权利，而律法则是保证这一切的根本。如果不明白这一些，你讨论什么前朝政制优劣就是水中捞月。”
“自前秦之后，华夏开始走上一条主子奴才之路，皇帝是主子，官员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子，算是半个主子，而广大百姓则彻彻底底是奴才。因为主子对奴才只需索取权利，不必承担责任，奴才对主子只能承担责任，没有权利可讲。汉、唐、宋，这种趋势越演越烈，而蒙古鞑子只不过把那层遮羞的外衣给扒了下来而已。我们要做的不是驱逐鞑虏，把那件外衣重新地披上，而是要从骨髓血肉将主子奴才这一套清除出去。如果不这样，不明确权利和责任，那么大明什么千秋万代只不过是痴人梦话，早晚和前朝一样，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我子孙后代早晚也会变成亡国之君，说不得连幽唱故国不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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