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改案出台后，深深刺激了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反对教改的请愿书、万言书雪片般飞往北京。教改案颁布一周后，上千名儒生聚集在教育部门前示威。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各省也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就连一些督军也致电中央，声称地方上民情汹涌，强力推行恐激发民变，建议暂缓施行这一方案。如此种种，即便在当年清政府废除科举时，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大的反弹。
矛盾的焦点是，新教案中完全剔除了对儒家学说的灌输，代之以西方的自然科学。此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洋文明的引进可以说又爱又恨。爱的是西洋工业确有实效，这是铁铮铮的事实；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对外丧权辱国，国内洋人横行霸道，直到共和建立，才有了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可是长久积压的怨愤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释放，此时的中国民间，排外情绪依然十分浓烈。其中自然也包括对西方各种事物的抵触情绪，以及长久压抑的民族性。
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务实精神，中国圣贤们对百姓的教化是“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诚然，这是一种对人生修养的追求。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人以儒学为至高无上之经典。他们确信，儒学是最纯粹最中正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如此根深蒂固的lún_lǐ体系，又岂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连根拔除的。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许多中国人宁愿沉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也不愿直面历史的潮流。对于东西文明的优劣比较，他们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西洋文明必须依靠中国文明救弊，只有用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方可兴利除弊，教化万方。”这种极力拉升本民族优越感的论调，在社会上很有市场。就是对一些先进的革命青年，也很有煽动力量。毕竟，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来说，谆谆教导莫如振臂一呼。
然而这种爱国情结恰好能为顽固派所利用，在社会上不断掀起尊孔浪潮，叫嚷“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非西洋之奇技淫巧所能为之，若国粹尽失，等若亡国灭种。”甚至搬出了张之洞生前提出的“中体西用”理论，宣称“完全保存国粹固然不妥当，但是完全欧化也不合国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的局面，而道德上恢复旧制度，只有促使新旧调和，把东西文化熔铸一炉，国粹不灭而欧化亦成。”
这种新旧折衷的理论，表面上看来很中肯，其实完全忽略了为维护皇权统治而设的儒学体系和共和理念的根本冲突。这些人打着尊崇儒教、延续中国文化传承的旗号，骨子里却是对封建制度的恋恋不舍，以及鼓吹狭隘的汉民族主义。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审视外民族文化。
1913年9月11日，梁启超在《中央日报》上亲笔撰文《为什么要崇拜儒家？》，纯以白话行文。他认为：“中国应当吸取西洋先进文明的特长，用来救济中国固有文明的穷困。这不是说中国固有文明一无是处，但为什么我们事事都要依从一个出生于春秋末期的人？一个出生于二千多年前的人，自然是以他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设立学说。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这一套学说如何还能对应于现代生活？”
文中无情揭露道：“孔子已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改铸成了专制君主的护符，成为保护君主的政治偶像了，我抨击孔子，不是抨击孔子本身，而是抨击躲藏在孔子背后的君主帝王们，抨击雕塑偶像的权威，抨击专制政治的灵魂。”同时指出：“孔子学说自然不尽是封建性的糟粕，在今日仍有其适用价值，本人绝不敢蔑视。但是如何真正继承和发扬孔学中的真谛？以孔子的学说来完善自我的修养，而不是将自己贡奉在孔子的牌位之前。”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来，绝不是以中国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而必须是东西两种文明虚心地交流，逐步地沟通，各以对方所长补足本身所短，世界新文明才能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的一天——”
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复古派的真实动机，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的绝对经典——儒学。梁启超在士林中名望很高，影响力量相当大。骤然发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言论，一时间捶胸顿足者有之，幡然醒悟者也大有人在，如中国宪政专家杨度，在上海撰文声援梁启超，文中指出：“所谓‘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命题是极端错误的，包括西洋在内的一切不良社会现象都是旧道德造成的，都应革除。对旧道德的批判，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对经济基础的改造，更加谈不上社会进步。而所谓‘以儒学糅合世界’，在保存旧的基础上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复旧；只有在吸收新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才能达到真正的新旧调和。”
梁杨二人南北呼应，拉开了新旧思想大火并的序幕。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口水战争中，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几乎全部操刀上场，全国各大报刊上硝烟四起，口诛笔伐，激烈程度尤胜沙场对决。
大战正酣，又出现了一个爆炸性新闻。9月25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两大党报以及全国15家大小报刊联合发出声明：自即日起，除文学作品外，各报所刊载之报道、评论等内容全部使用白话文表述，凡使用文言文投送此类稿件者，一律退回。同时举出文言文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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