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平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转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惟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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