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出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
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
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
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
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感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
他至此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下一些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二十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了凉，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想把自己的热和血输送过去。可是，转瞬间总理的手掌也凉了，并且像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眼了，叫着：“大夫，大夫，这是怎么了呀？”我匆匆地追踪抚mo，要寻回那热，找回那人间最美好的东西。
张医生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哑了一般！我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场面，茫然四顾，我早已不会说话，但我的心在疑问。
蓦地，我看到一圈低垂的头。“总理——！”我哭出了声。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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