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警察真和他妈一个姓，他就是我们陶老师的儿子！
我说，“我没想到，你怎么和你妈一个姓？”
“跟父母谁的姓，都行，咱们的法律有规定。”
“是啊，是啊，陶老师对我可好了，和我爸也熟。”
“你爸是谁？”
“干实开呀。”
“干舅！你说你爸是干舅，出事了？！”
“是，就是昨天傍晚，我不来向你报案了？”
“我知道呀，你说我干舅出事了？！”
“你认识我爸？”
“嗨呀！小时候不是有人给我妈和你爸他们俩介绍过对象吗！好好的一对，不怎么没成。”
“有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你那时候小”警察说。
我说，“你也不比谁大，你咋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两个人认识了，没成，但有来往。”
“可能你爸知道我妈曾是你的老师，还是咋地，帮我家不少忙。”
“那时候，煤气管道没通到各家各户，都是灌煤气，我家的煤气自从认识了你爸，就你爸给灌。
我家有两个煤气罐。罐满一罐，就给送来；另一个空罐就放到你家里，六十五天到六十七天那几天，他肯定把满满的煤气罐给送来，把快烧没的空罐儿用自行车驮走了。
有的时候，那空罐里还有点儿气，还能烧个一两天，我妈想他来一回，就放掉吧，你爸也不客气，到外边就拧开煤气罐，把存底的气儿放出去了。
除了灌煤气，还帮着干许多别的事，比方到春天挖园子——我家屋子前后都有菜园子，都是你爸帮着挖，帮着种的。
那时，我妈让我管你爸叫舅，我干舅出事了？”
“是，这回把车牌号回忆起来了，那肇事的车就好找了吧？”我问警察。
“是，容易。我去车管所的电脑里搜一下，一搜就搜到，你回去吧，等我的信儿。”
我说，“我跟你去。”
“你去算咋回事？”
“我就算个当事人吧，免得他抵赖。我和你去，我不说什么，我就想看看，这家伙到底是谁，把咱爸撞了，还逃逸了。”
——我不自觉地把“我爸”说成“咱爸”了，警察看了我一眼，并未说什么，他心下大概把我爸认作他爸，承认“咱爸”了。
警察说，“你这身不行，换一身制服吧。”
他把他办公室里的一套警察制服拿给了我，让我穿上。
我个子矮，又瘦，穿上这身衣服显得肥大，不过，不是很过分，有我的衣服在里边撑着，说得过去。
“在人面，我怎么称呼你？”我问。
“不用称呼。要非得称呼，你就喊我‘陶队’。”
“好了。咱俩谁大？”
“当然是我大，叫我陶队你还不甘心咋地？”
“不是，我的意思是咱俩的年纪谁大？”
“那也是我大。”
这小子怎么当大的当惯了，他没问我有多大，怎么就‘当然’他大？凭什么说——行啊，他大就他大吧，说你大你能长一块肉是咋地？”
“啊，陶哥。”我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头，“我差点儿也和你一样，姓上‘干’了，啥也别说了，兄弟，咱们走吧，看看到底是哪个犊子把咱爸撞着了！我非把他大卸八块，扔到安邦河里喂王/八!”
看到他这么负气满满，我不仅也义愤填膺，说，“走！”
“走！”倪亚也在一旁说，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想陶哥一定问我倪亚是谁？他怎么跟你进来了？等等。
可是，陶哥好象看了他一眼，并没问什么。
我们走出来，陶哥上了一辆车，我也跟着打开车门钻了进去，回手带车门的时候，倪亚也跟着坐了进来。
我想这回陶哥肯定要问我，倪亚是谁了。
但，陶哥并没有问，他发动起了车，开了出去。
他仿佛沉浸在悲痛、愤恨之中。
我们到了车管所，很快就查到了那辆面包车的车主，他姓田，叫田加华，在二马路住，是以安装为营生的小铺子，有个名，叫“加华安装。”
我们去的时候，那辆撞死我爸的车，就停在他们家门前。
倪亚说，“就是它，撞咱爸的，就是这辆车！”
陶哥把车停在他们车跟前，走下去。
我和倪亚也跟着走下去，陶哥看了看他的车牌，又去看车前保险杠，在前右车灯附近被撞瘪了好大一块，硬折痕处，漆皮已经掉了下来。
陶哥凑近了，从折痕处摘下一根毛发，那可能是我爸的头发。
我爸在拉我时，伏下身子，车正好撞在了他的头上，难怪他口中喷出的血，直溅出两米七十远！
我们正看着，从小铁皮屋里跑出一个破糟糟、邋里邋遢的一个人。
他跑到我们跟前，看我一眼，直接就去对陶哥点头哈腰的，一幅太监的样子，“警察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
“你，这里是什么时候撞的？”
那家伙一说到这事儿，泼开了，“你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我这车本来好好的，停在我家门口，招谁惹谁了，你说这是谁给砸成这样？！”
“谁砸的！你这明明是撞的，怎么说砸的呢？”
“撞的？撞哪儿了？撞这样？昨天下午我看还好好的呢，今早怎么就这样啊，我也没开出去，它撞到哪儿了？”
“跟我们走一趟吧。”
“上，上哪儿去？”
“判你死刑！你说上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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