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表面我自己的立场，本人是坚决支持抵制日货的!
1919年5月，在至今仍然被史学家以里程碑式的定语屡屡提起的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第一次采用了抵制日货的方式，表达对于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抗议。这是中国公众第一次通过国际贸易和社会情感来教训日本当局。86年后的春天，商品手段仍然成为中国人向日本当局表达不满和抗议的一种重要方式。近日围绕部分日本企业暗地支持或赞助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沈阳、广州等地的中国人或是中国商店，自发地取下和抵制这些企业的商品，更让人们感到中国人的爱国情操从来没有变过。
历史不会重演，今天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家实力，客观上已经保证了中国不再会陷于五四时期的历史困境中，各个城市都出现的抵制日货的活动，也见证了中国人对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感受在任何时代都无可厚非。
有专家认为，中国民众应该通过舆论等压力，让日本企业认识到，在中国赚钱也是有条件的，逼迫它们不做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事情。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进入东南亚时，也曾遭遇过反日浪潮。东南亚民众通过游行、抵制日货等行为让日本政府感受到压力，最终做出“绝不做军事大国”等政治表态。
唯一令人担忧的是，对于日本商品的抵制活动，不应演变成大规模、激化的反日暴力活动，甚至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甚至引起民族内部冲突的直接动因。
因此，在抵制日货的合理要求中，我们仍然期待公众理性。公众理性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因，也是一个民族能够自我保护和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途径。这种公众理性的本质应当是，我们在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中，如何把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有效地控制在协助国家利益而不是造成社会压力的程度上，既让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看到中华民族在历史问题上的原则性和能量，又显示大国民众进退有度的行动能力和灵活性。
2005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其艰难处不止在于中国人应当如何面对一个至今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的日本当局。据了解，在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中，日本已经近乎成功地游说了超过2/3的成员国，以及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如何以高超的技巧和深刻的理性，来处理日本的历史身份和世界定位问题，这个难题是一个发展的中国，在和一个经济发达同时争取政治地位的日本相处时，迟早会遭遇的历史命题。
一方面它把中日之间久已存在的历史观对抗白热化和公开化，另一方面也将历史和现实互动的潜在规则更直接地摆到台面上。尽管中国可以简单地以一张否决票终结日本的“争常”，但是如何利用目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和中国的大国影响力来争取中国的最大利益，同时，保护公众情感，打击日本右翼历史观，需要中国外交的制度理性。
制度理性的核心，是国家精英在处理外交事务中，能够将长期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外交精英不但要尊重公众情感，借助历史武器，还要按照利益规则进行外交博弈。这种理性的外交战略，需要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利益能够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短期的决策快感为目的，而是根据整个民族的利益需要来衡量外交手段。整个民族的利益，既包括正常的民族情感，也包括政治空间、经济利润和国家形象等多个因素。
公众理性和制度理性是中国能够为国家取得利益最大化的两个武器，也是中国超越历史悲情，重塑民族自信的必经之路。公众理性和制度理性在外交领域的有效结合，能够保障中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顺利达到既保护国家利益、完成对日本右翼反动势力的打击，又避免陷入国际外交尴尬的境地。在此次对日本的外交斗争中，我们应当超越“1919式”的历史悲情，寻找2005年的大国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展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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