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起来怪香，其实盒盖子不打开，也就是闻着香香而已！
既然自己的心结打开了，陈苹对韩行的态度也就好多了，毕竟工业上的许多事情，还得韩行搞大创意，提大想法，搞大设计。不过，她还是和韩行保持着一般同志的关系。
几个人都是一些老同事了，说说笑笑地很快来到了博平县的徐大胡同。
徐大胡同村就座落在博平县徒骇河的西岸，这个地方怪了，是一些红土地，而别的地方不是盐碱地就是沙土地。盐碱地土质差，盐碱重了，别说庄稼了，草都不长，而沙土地呢，既漏肥也漏水，也不是理想的庄稼地。
而种庄稼最好的地，应该是红土地，也就是粘土地。只有粘土地，才土质好，既不漏肥也不漏水。徐大胡同这一块红土地，就是一块发展农业的风水宝地，还有一个更为便利的条件是，那就是背靠徒骇河，有充足的水源。
徐老爹的家，也算是一个大家庭，有50多间房，近百亩的耕地，还和别人经营着一个油坊，徐老爹生有七男一女，全家共有19口人。
别人一看，徐老爹这不就是一个大地主吗，一定是吃香得喝辣的，鱼肉乡民，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其实不然，在当时那种落后的农业条件下，三四亩地才能养一个人，光这近20口人的吃饭，也就吃光了六七十亩地的产量。
徐老爹家的生活，平时也就是喝白粥，吃窝窝，就咸菜。按现代来说，也就是属于一个贫民的生活。
1935年“华北五省自治”后，鲁西北陷入了混乱状态，溃兵劫掠，土匪蜂起，广大人民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老大徐玉山目睹国破家亡的凄惨局面，按捺不住一腔愤慨，忧虑国难匪患，暗下决心，决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家乡在国难匪患中毁于一旦。
为了对付土匪的抢掠，徐家胡同附近28个村子的群众自发的组织了“联庄会”。1936年，徐玉山被推选为徐家胡同28个村子的“联庄会”的大乡长，组织群众保家防匪。
1937年12月26日，日军一步炮混合联队300余人，自禹城出发南侵，企图取道茌平、东阿在滑口过黄河迂回包围济南。当时任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范筑先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茌平、博平民团武装前去阻击日寇。
博平县徐玉山等也迅速组织民军武装迎敌，并将村中多年闲置的大土炮也抬了出来。茌平、博平等县的民团数百人，夜袭了南镇之敌，造成了敌人自相惨杀，死伤40余人。并在徒骇河的南岸设防阻敌，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毙敌百余人。
次日，我高唐、博平、茌平民团又与敌激战于徐大胡同。范筑先的炮兵发现了日军正在周老庄一场院里集结训话，当即命令炮兵向敌群里打了几炮，炮弹落在了敌群中，敌人死伤惨重，向前寸步难行，天黑后逃回高唐县。
这个时候，中共博平县工委书记谢鑫鹤来到了徐大胡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徐玉山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一条发动、武装群众，建立游击队，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很快发展成为一支近千人的抗日武装。
1938年初，这支队伍编入了范筑行的32支队。
就在这年春天，徐玉山由32支队党支部和一名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位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8年11月15日，聊城被日军攻破，范筑先将军以身殉国，第32支队溃散，徐玉山仍带着32支队在博平一带活动。
1939年1月，八路军筑先纵队建立。博平工委书记谢鑫鹤派32支队的李健民到冠县和筑先纵队的张维翰取得了联系。
1939年2月7日，李健民拿着筑先纵队的命令，回到博平县胡屯老官李一带，宣布脱离国民党县长王家佑的束缚，32支队正式扩编为筑先纵队的第七团。徐玉山为团长，李健民任政治部主任，周紫珊为参谋长，部队活动在博平、茌平、高唐、清平一带。
七团建立不久，就和其它部队配合，在博平县胡屯的双营村打了日军一次伏击。尽管当时武器低劣，但战士们作战勇敢，打败了几百名装备精良的日军。除歼灭一部分日军外，还缴获了一大批战利品。后来，七团又在博平西的林桥附近袭击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山东保安旅11旅的齐子修部。
1939年初，博平县、区两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起来，徐玉山任博平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在条件较好的三区、六区、七区建立了三个区政权，由徐玉璧、贾靖五、王怀远分别任区长。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七团的强大，引起该地区日军、治安军、国民党驻军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第四专区袁聘之曾带着二三百人的部队到博平驻扎，或威胁或利诱以拉拢徐玉山，企图收编七团。
又来了一个所谓华北“剿匪司令”王玉干，此人专门收罗地痞流氓，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千方百计地诋毁七团，并以高官厚禄等条件收买了七团二营营长周成文发动叛乱。
徐玉山在李健民的协助下，枪毙了周成文，平定了叛乱。
国民党县长王家佑看到七团的力量越来越大，便妄图挤跑和瓦解七团。他以县长的名义调动七团，遭到徐玉山的拒绝后，又生出一计，停发七团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军饷，并煽动一部分人去找徐玉山要军饷。
徐玉山紧紧依靠党组织，团结广大官兵，当众揭露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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