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隆牺牲后，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将其遗体装棺入殓，暂放大东城门内的一间屋里，准备在形势好转后，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
没想到刘仙洲这么快就占领了莘县，刘仙洲占领莘县后，他的情报人员把这条消息告诉了刘仙洲，并建议，把吕世隆的遗体抛出去，狗啃猫叼，以发泄对**的仇恨。
刘仙洲想了想说：“人死不能复生，中国人的习惯，入土为安。不但不能抛出去，还要保护起来。不管他活着怎么样，死了，就叫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吧！”
我地下人员，要将吕世隆的遗体护送到老家泰安，好在老家让他和祖上人“团聚”。
刘仙洲听说吕世隆的老家也是泰安人，而追随刘仙洲来莘县的汉奸，多是泰安、宁阳、汶上人，吕世隆和自己也算是个老乡。刘仙洲不但没有阻挠这个事，反而派兵护送着吕世隆的棺材送回吕世隆的老家。
名义上是为死人，实际上这是给活人看的。刘仙洲的这番举动，得到了汉奸们的好感，他们认为刘仙洲“讲义气”、“够朋友”、“有老乡味儿”，从此更加地为刘仙洲卖命。
但此举却给吕世隆的家人带来数不清的麻烦。家乡人对吕世隆的真实身份和在莘县的光辉业绩根本就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又是由大汉奸刘仙洲送棺材回的家，还能不是个坏人。
三十年后，王惠卿路过泰安，想回吕世隆的老家去，看看老战友的后代，日子过得到底怎么样？
没想到，到了吕世隆的家里后，看到了吕世隆的老伴、儿子，孙子所处的环境，却让王惠卿是大吃一惊。
生活上的贫困，倒不算什么，刚刚改革开放后的农村，都是一样，土坯房，粘土垒的院墙，破板子门，木棂子窗户。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吕世隆的家属，被长期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
大家都知道，反革命家属那将意味着什么，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不能召工，上学也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出生在吕世隆家，他这一辈子算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王惠卿感到心里深深的痛，大政策自己无法改变，但是作为吕世隆的战友，一个小小的疏忽，却使他的家庭与后代遭受了这么多年的不白之冤。后悔呀，后悔呀。
王惠卿向当地的政府说明原委，出具了相关的证明，才使当地政府恢复了吕世隆“革命烈士”的名誉。
对于这段历史，作为后人的韩行是知道的。他说：“把这些冤屈，记在刘仙洲的头上吧？顽固派害了吕世隆，而刘仙洲又害了他的家人。”
大批日军南下，无暇北顾。趁刘仙洲立足未稳，羽翼未丰，顽军王金祥受阻于朝城以南地区，我八路军先遣纵队、筑先纵队（10支队）频频出击，不断给外出扫荡抢粮的敌人以重大打击，为莘县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莘县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工作，创建了莘北、莘西北抗日根据地。一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联络党员，恢复了一批老支部，建立了一批新支部，建立了部分区委。
二是建立政权，在二区的柴庄建立了莘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为郭澄之，接着建立各区抗日区公所。莘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莘县的抗日根据地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是建立武装。他们收集民间枪支，扩大抗日队伍，使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在原有一个中队的基础上，又扩建了两个中队，县长郭澄之兼任大队长，蒋省三任副大队长，王陵为教导中，总兵力达120余人。
后又建立了莘县游击营，王惠卿兼任营长，贾鲁锋任教导员，辖4个中队，二百五六十人。
四是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多种形势的对敌斗争，撒传单、贴布告、锯电线、破公路、捉汉奸特务等等。
这些工作的重点放在北部西北部的二、三、四区，因为这一带离县城和敌人的中心据点较远，与冠南、堂邑、朝北接壤，党的工作基础较好。
二区区委书记杨立功，组织委员徐广文、宣传委员张玉书，昼伏夜出，积极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新建了枣棵场、大杨家、楚家、郭家、贾庄等村的党支部，恢复了马桥、马菜园、潘庄、姬家、三门、冯海、曹屯、辛庄等村的党支部。
他们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张贴散发反映全国抗战局势，动员人民群众抗战的传单，利用隐蔽工作的有利条件为我军送情报，活捉了二区封建顽固势力的头子、民团团长周发木等。
他们还遵照县委指示，展开破击战，十几个村庄一齐动手，一夜之间，在十几里长的路段上，把从堂邑到莘县的电话线全部剪断，电杆锯倒，切断了敌人的电话联系。
这一切斗争，使刘仙洲恼羞成怒。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刘仙洲派出部队，依照事前拟定的黑名单，对莘北的抗日积极分子下毒手了。
敌人的马队在前，步兵在后，半夜出发，天不亮进村，分成了若干路，实施了突然袭击。在张玉书的家乡，逮捕了二区的宣传委员张玉书，在徐广文的家乡，逮捕了组织委员徐广文。
恰巧，王惠卿、孙超、王月波不在家，他们狗急了跳墙，抓走了王惠卿的弟弟和王月波的父亲，还烧了孙超、王月波家的房子。
抓捕杨立功的一股汉奸，经过曹屯村时，正好村边上有一处泥潭，马队被陷进了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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