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过乡的村里，当老乡们拉起两件事时是眉飞色舞，一个是打鬼子，一个是谈起女人。
“哎哟！那个时候呀，听说小鬼子到了南镇，范筑先领着队伍就上了房，大刀队手里拿着大刀，直接就从房梁上就下来了，砍得小鬼子个不吃菜。”
那时候，我还是个不到18岁的毛头小伙子，跟着队上的广寺大叔去收粮食。所谓的收粮食，就是为队上的小电磨揽生意，价钱和送上门一样钱，其实就是为小电磨多找一些活路。
广寺大叔那时候四十多岁，一路上拉着打鬼子的故事，一路上收着粮食，往北走了四十多里地，就到了南镇。我那时候看到的南镇，真就是一块小高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平原上，是难得可贵的。
南镇的大闺女，小媳妇凑了过来，纷纷打听着收粮食多少钱一斤，几天能推完磨送回来。（真可惜呀，忘了那时候的加工费到底是多少钱一斤了。）有的人直接就把粮食送过来了，广寺大叔就忙着过秤，我就忙着贴纸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小麦或者玉米，多少斤多少斤。
那时候的农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送去推磨的粮食，能不能给送回来，是不是把他们的粮食骗走了。
这样，我们去的时候是空着车，回来的时候是装着满满登登的一大车粮食，广寺大叔呢，一边走着，一边和我拉着打鬼子的故事。
“那时候的桑家法和刘马啊，就是二鬼子，我们钢枪队就在村边上趴着，只要见了二鬼子，就‘叭’地一声，给他一枪……”
我们下乡的地方叫冯官屯，桑家法在我们东边三里地，刘马村呢，在我们南边三里地，几乎就是村挨着村，鸡狗之声天天都能听到。
“钢枪队是干什么的呀？”我问。
“钢枪队就是钢枪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呀？”广寺大叔只顾自己讲得高兴，根本就不管别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见我打断了他的兴致，不禁有些生气，气呼呼地抽了小驴两鞭子，白楞了我两下，独自晃着膀子，走到前边去了。
以后，我才知道，钢枪队就是根据地里的联防队员。
我待过的学校叫农机学校，那时候我在那里当老师，刚二十出头，学校里有一个校长，叫张立本，已经快六十了，大高个，十分魁梧，长得黑乎乎的，说白了，比老农民还要黑，按照当地的话来说，那是渍刹了，改不过来了。
他这个校长当得挺有意思，工作上的事情，什么事也不管（工作上的事情有副校长管着），成天牵着个大细狗，这里蹿，那里跑，就是热心打兔子。有时候，我找他请假回家，先说了阵子快过节了，家里有点儿事情。
这时候，他皱着眉头，用心地听着我讲话，实在等不及了，就说：“小韩啊，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
我只得说：“我想请假回家待几天？”
“就这个事啊，我同意了，”他忽然听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然后客气地说，“谁还不回家啊，我这里没事儿。你再给副校长说一声，他没有别的事，你就回家吧！如果家里有事儿，就多待几天。”
他带着细狗撵兔子，有时候赶到好机会，常常能逮到四五只，他就把这些兔子拿出来，分给同事和朋友品尝。有时候，兔子腥臊味太重了，他就说：“要说这个死人味呀，老半天去不了怎么办？那就到茅子里，憋住一口气，然后到鲜大粪前，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憋住，待憋得差不多了，再吐出来，死人味儿就再也没有了。”
听他话里的意思，就和一个老行伍似的。
以后我查了查县里的历史，吓了一大跳，原来这个老校长，是抗日时期党内派到汉奸二鬼子里头的一个内线，在战争时期，曾冒着暴露一家的人危险，带领着武工队除掉了一个重要的汉奸，为抗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县里的徐县长，老些人是这样议价的：“这个徐疤瘌，可不是个东西啦！有人刚把两瓶酒送到了他家里，人家刚出了门，他就把酒瓶子一下子给扔出来啦！哎呀，真是的，你就是想扔的话，也得等到人家走远了啊，怎么没等到人家出门就扔了呢？什么人啊……这是。”
对这样的人，我也是有些不能理解。以后见了徐县长，偷偷地打量了他一下，脸上是有些疤瘌，不过不是太严重，穿着很朴素，和一般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两样，慈眉善目的，甚至还有几分可亲！
这就是徐家河口的徐氏一家人的老七，七兄弟全部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三个血洒抗日战场，家里曾是一个大地主。
我们单位上旁边还有一个扫街的老头儿，七十多岁了，还风里来雨里去的，把大街上扫得干干净净，别人都叫他“严团副”。他见了人十分亲热，总要和你拉上几句。
我心里常常纳闷，“严团副”是什么意思，怎么七十多了还扫街呢，这个严团副是共产党的团副吧，还是国民党的团副呢？
以后才知道，这个严团副是当过二鬼子的团副，由于血债少，才没有在镇反中被镇压。
我教过的农机学生，有很多是大白村的，谈起他们的村子，他们总是自豪地说，我们大白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刘司令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说的大白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茌平的重要根据地，而刘司令呢，指的就是刘致远司令。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在一定的时候，人们留下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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