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也是一种天意的使然，李玉兰走后时隔一年，王普济也获准考取了聊城师范学校。
也就是从那以后，扎根茌平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支离破碎，原先比较完整且颇有生气的知青小组，逐渐就象秋后的蒲公英一样风一阵雨一阵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让人意想不到和凄凉的是，曾经那么轰轰烈烈锣鼓喧天波及到全国千万学生和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竟是这么含含糊糊地拖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冗长，烟消云散了。
几乎每一个知青小组离去的同学在临行前都对自己曾经住过和即将告别的四壁徒空的栖身处情绪复杂地凭吊过。烟熏的黄土墙壁上残留着刚下乡时意气轩昂的壁报、宣传栏；残留着缀满豪言壮语的决心书、触及自己灵魂的心得体验及学习贫下中农改造世界观的经验交流。褪色的红纸上隐约可辨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反修防修筑长城”之类的标语口号。
如今这一切都将过去了，且过去的如此灰不溜秋！如果说它是对当时那个扭曲年代的一种辛辣讽刺和无情鞭笞的话，那么留在我们知青心里的则是永远难以磨灭的酸楚和隐痛。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能——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今天听着李春波那苍凉的歌声，不正是对那时我们这一代知青结局的真实写照吗？
且不论这种结局的色调如何，历史将究竟给它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段历史毕竟已经结束了。而对于王普济和李玉兰，则是一条新的风雨启程，又一种艰难人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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