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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了星期五，仿佛捱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我们的报纸没有卖出多少，却引来免费读者无数。听说我们寝室卖报纸，左邻右舍的人都跑了来，大家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客气地恭维我们，最后都泰然自若地坐下来看报纸了。
卧谈会上，我们认真分析了现状，指出我们寝室中在不自觉地扮演活雷锋的危险性处境，检讨了自身能力的有限，并且有老李作了关于巴尔扎克经商失败的专题发言，证明我们的失败是一切伟大文人必然经历的失败。最后我们就香甜地入梦了。
卖报纸的失败却在无意中催生了办报纸的来临。在文学社的社员大会上，小行郑重其事地宣布了办报纸的事情。他要求每一位社员每月要交10元钱的办报费。有十名社员当场抗议，愤而退场。
小行望着他们的背影，对在场的人说：“革命的过程就是大浪淘金的过程，留下的都是仁人志士。”
话音刚落，就听到一个“仁人志士”是在抗议：“放开我，我要起来！”循声望去，原来强兄从后面使劲按着人家的肩膀。看到大家都在看，强兄只好松手。那个男生站起来，对小行说：“我不想交钱，对不起啦！”转身走出去了。
小行很镇定地对剩下的人说：“要走让他们都走，剩下的人照样能办报。”
我和强兄互相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的，还能办吗？”
空旷的阶梯教室里，我们三人说完话的时候，好像能听到声音的回响。
小行说：“当然可以办，我们再去招募点会员。每个人都封个职务。”
我点点头：“看来只能这样了。”
果然，当很多人听说进来都可以当官的时候，热情都被点燃了。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会费，成为光荣的社员。于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文学社里面，出现了滑稽的一幕：一个社长，三个副社长，一个主编，四个副主编，两个秘书长，五个副秘书长。
机构建立起来了，会费也凑齐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找一家印刷厂为我们印报纸。我和着三个副主编走大街钻小巷。很多家小印刷厂最开始对我们很感兴趣，但是听说我们的印数只有100份的时候都笑起来了，表示太少了。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在学校门口的电脑铺里先把报纸打印出来，再拿去复印。这样下来，每一张报纸的成本非常高。100份的发行量锐减到长50份。至于稿件的来源就不用愁了，小行社长一次性就投了3篇朦胧诗，我写了一篇小小说，强兄写了一篇杂文，老张写了一篇论述东坡喜欢吃什么菜的文章，再加上其他社员的几篇，版面就凑满了。我们动员老李写一篇文章，他气鼓鼓地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会员，凭什么给你们写？”卖报纸的激情在他身上激起热情迅速退潮。
在办报纸以前，我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在你吃白菜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津津有味地吃回锅肉而自己吃不上。现在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看到一篇篇烂文，还不能直接了当地说它烂，还得耐心修改，安排上版面。就好像裁缝店里的裁缝，给他一片树叶，要让他作出一件好衣服一样难以忍受。
强兄的杂文言辞激励、热嘲冷讽，在拐弯抹角的时候，让人生出一丝疑窦，不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每次他写完文章后，都常常的舒口气，伸个懒腰，好像伟大的作家完成一个伟大的作品。每次他来交稿件，都信心百倍，居高临下地拍着我的肩膀：“看哈，我又来投稿了。”眼下之意，仿佛施舍什么。
有一次，小行从头到尾认真看完了强兄长达5000字的杂文，很困惑地问我：“他究竟想说什么？”
我说：“他好像是支持李大钊的，但是对另一方胡适却大加赞美，搞不清楚他想说什么。”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请最有学问的老李把关。老李看了半天，问道：“他是不是考证queion的来源？”
我们都笑老李太笨了，我向他解释说强兄的这篇文章在评论问题与主义之争。
小毛在旁边嘻嘻哈哈的笑：“你们这帮人素质太低了，哪里懂得我们强大哥的心思。”
老张在上铺笑着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那小子吃饱了没事的，专搞这些没名堂的东西。”老张说完，突然换上一副笑眯眯的面孔请我们评价一下他写的文章。
我说你的文章发表后好评如潮，特别是外系有几个女生在打听中文系那个爱好做菜的男生叫什么名字。老张谦虚地笑着，：“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叫你们不要宣传我嘛。要宣传就宣传的苏东坡老先生。”说话的时候，小行哼哼唧唧的，好像不以为然。
报纸出版以后，很快就引起了别班的注意，包括报纸上面那些狗屁文章。好像所有成名的作家一样，我们经常在寝室里得意的接到来自各类电话。来电话的人赞美了我们的报纸和我们的文学社，最后问了一句：“加入你们文学社，你们给多少钱？”我们都吃了一惊，愤怒地拒绝。他生气地说：“你们报纸办成这样，文章又这么臭，加入进来怎么还要贴钱呢？”
这个事情让我们大为震惊，觉得事情不该朝这个方向发展。
报纸的事情让我们烦恼，班上的事情也不轻松。班上的女生居然拒绝交办班费，理由是以前教的班费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坚决要求先把以前的帐查清楚。
我找到前任班长，他说以前的帐在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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