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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为人民服务，当时我就觉得我对中国人民的幸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来进了大学，每天排着队去买饭，并且时不时和大师傅发生争吵时，我就坚信全中国人民对我的幸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等我恋爱的时候，看到肖佳水汪汪的眼睛，我又觉得我对女生们的幸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及至到了大四下期的那天晚上，我才猛然省悟到以前的想法时多么的荒谬，包括考研。考研是一个宣扬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童话，它为所有的困惑、迷茫、忧虑和混乱不清的理想提供了一个宣泄口，使你误以为上了这条船后海水自动向两边分开，露出金灿灿的大道，其实离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
但是，我有梦想吗？
当作家么？我既没有作家胡编乱造的才华，也没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格力量。看着别人打架，我就喜欢凑上去；听说谁家玻璃被砸，我就幸灾乐祸。又好打听个事，谁和谁好上了，谁和谁分手了，谁和谁外出彻夜未归，统统都在我的关注之列。一激灵，这不是当记者的最佳素质吗？做记者，固然道德感要强，但再强总不至于泯灭人性吧。
当记者念头一产生，如同加速的火车，很难再停下来。到考研报名的前夜，我正式宣布放弃考研。强兄和老李皆骇然。
我解释说，考研不能给我带来快乐和充实，也承载不了我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老李循循开导我：“不论你以后干什么，研究生文凭总是一个高起点，找工作也好找呀！”
强兄也附和。我莞而一笑，说道：“朕意已决，诸爱卿不必多议！”
老李一愣，立刻凶相毕露，“我把你这个皇帝从窗口扔出去。”
很快，我就搬出了出租房，把二人世界留给了老李和强兄去营造。我重返寝室，受到老张和小行的热烈欢迎，小毛已经洗脚上床，则用双脚对碰的方式来表示鼓掌致意。
中文系十一月份安排学生实习。我报了记者，老张去做老师，小行则到人事局体验鱼肉百姓的乐趣。小毛最没出息，哪里都没去。他说家里已经在老家给他联系了一单位。
我和几个同学到了本市的晚报。被安排到都市生活版块。这个版块的主任姓张，年近六十，据说从晚报创办时就在报社，资历颇深，总编见了他都客气的称“张老”。他为人和善，总是笑微微的样子，但仔细一看并非如此。他脸上每根线条都是冷峻的，找不到笑的蛛丝马迹，只有组合起来远处一看，才发现整个面部在轻轻地微笑，有点大型团体操表演的效果。
张老“笑微微”地对我说：“做记者，首先要有新闻敏感性，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你看我们这里窗明几净，整洁划一，但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一个白领。真要遇到事，硬是要日晒雨淋去采写新闻。”
我连连点头，做崇敬状。
张老又说：“我们整个部门都在这个大厅里，一共八个人，三个编辑，五个记者。靠窗那儿有一张桌子，你就坐那儿吧。”大厅里每个人的位置都是由方格隔开的，靠窗那个桌子是敞开的，没有任何遮拦。
张老又叫来一个中年男子，瘦小精明，一双眼珠不安份地四处乱转，引入注目的是脑袋，宛如倒悬的葫芦。
张老对他说：“小胡，小王就交给你了，好好带，小伙子挺机灵的。”“葫芦”恭敬地点点头，拍拍我肩膀，亲昵地说：“好好干，前途无量。”
第二天，“葫芦”带着我出去跑了一天，主要是采访自来水公司有关饮用水安全的问题。近段时间，市里流传自来水公司的蓄水池里有死老鼠，害得广大市民宁愿花钱买纯净水也不敢用自来水，我们学校里也有传言，只是学生太穷，不敢奢用纯净水。“葫芦”带着我在自来水公司各办公室之间串门。他喜气洋洋，插科打诨，称兄道弟，像回到家一样。同时，两只硕大的眼睛一刻不停地四处溜达，捕捉每一个人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伺机把话题引向自己关心的问题上。我被晾在一边，还不得不摆出笑容可掬的模样。
那些人也不是吃素的，一遇到敏感问题，就沉下脸声称上面有命令，不接受采访。气氛一时有些尴尬。“葫芦”马上呵呵笑起来，说干嘛那么紧张，兄弟还见外吗？来，来，我讲个笑话。他讲了个黄色笑话后，空气中的冰块又融化了。大家又亲昵地说骂。
中午出了自来水公司，一无所获，“葫芦”狠狠地吐了一口痰，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我们在路边的小饭馆一人吃了一碗面条。吃完后，我要付钱，他死活不肯，说我一个穷学生要什么面子，我自然不再坚持。
下午我们又跑了几个社区，与坐在社区门口的老大娘拉家常，询问家中自来水有无异常情况。老太太们大概好久没有遇到愿意来和她们聊天年轻人，高兴得眼睛笑成一条缝。刚开始还在说自来水。说着说着就提到儿子不孝，媳妇可恶。“葫芦”连忙提醒她自来水的事，老奶奶忙不迭地道歉，话归正题，没说到五分钟，又扯到家庭琐事，越说越起劲，好像那个话题有很大的磁性，任何聊天哪怕再迂回曲折，也难以挣脱其吸引。如此反复再三，搞得“葫芦”哭笑不得。
傍晚分手时，“葫芦”对我说：“知道了吧，做记者是很辛苦的。上午我在自来水公司当孙子，下午在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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