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连父亲这种对底层的村干部，都隐隐意识到，看来政策又要变了，父亲却并没意识到这个变化有多么大，社会主义总是社会主义，还能变到哪去，父亲总是这么想。八十年代初，优哉优哉的父亲，接到上级的通知，生产队解散了，各生产队开始准备分生产工具，分田地承包到个人。父亲无奈的和会计统计了生产队的所有农具和土地，开始实施分配计划。为了保证分配的公正让大家心服口服，大家决定采取抓阄的方式。在草帽中放好一堆事先写好的纸条，每个纸条中的东西和土地都代表着几口人。如果抓到纸条中的东西和土地不够自家的人数，就最后统一再调整。就在那一排牲口棚前的拴骆驼的老井旁边，一群脸上兴高采烈的农民开始抓着自己的前途。
首先抓的是牲口，父亲说“我们先让岭爷抓吧，然后其他人开始，记住没人只能抓一个。”岭爷从袖子中抽出揣着的双手，抓了第一个，似乎是心有灵犀，岭爷正好抓中了，一批他最喜欢的一匹枣红骡子。
抓了好骡子好马好土地的人家自然是眉飞色舞，其余的人也是心里高兴的。虽然牲口和土地不是最好的，但是毕竟以后是属于自己家的。转眼人们就牵着自己的牲口回了家，然后到地里去反复给自己的地去打地埂。短短的几天，似乎人们就把他们在一起劳动的集体生产队忘了个精光，没有人为生产队的解散有一些怀念。
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七里湾的人民公社也终于要解散了。土地开始包产到户，村里队里的牲口也被分到各家各户自己喂养了，那天我看到岭爷突然苍老了很多，那些他朝夕相伴的牲口再也不属于他了。牲口棚变得空空荡荡的，空留着墙上牲口蹭痒痒蹭出的痕迹，以及一排望不到头的牲口槽。包括村里的农具，拖拉机，都给分了。其实，也许人的本性还是自由，或者是有些自私吧，只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时候，人们才会发挥更大的潜能，在我们还朦朦胧胧的年纪，一个时代结束了。在当初尽管商品缺少，但是绝对不会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和有毒的食品的，当社会中充斥着私欲，才会产生这种问题。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父亲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五队的队长，而且过了两年还当上了村中的大队长，但是政治特权已经没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利可以实施了，也不可以借口去乡上学习开会，而不参加劳动而拿到工分了，而他还沉浸在那个时代中，继续当着自己的村里面的大队长，到乡里开会，村支部讨论，忙活过年村里搭台唱戏的问题。像正飞这种聪明敏感的人，似乎闻到了空气中蠢蠢欲动的活力，感觉新生活终于要来了，自己的力气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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