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是一个通俗的地域概念，与冰天雪地的北方不同，相对温馨、甜蜜的地方。只是，人的心态发生重大变化，与自己的故乡就产生了必要的隔阂。逃离是外在的，内心，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一丝一毫克怀疑的。
出来时万不得已，回去时永远的牵挂。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特重，特别是传统观念极强的读书人，有一种心灵的流浪。仿佛灵魂飘荡在空中，总是该有一个理想的归宿，梦归何方，总是在不断寻觅。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哈赤建立了一个于明朝之外的独立政权。一些流行的说法是异族入侵，说是汉民族的耻辱等等。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大汉族主义的民主偏见，朝代的更迭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至于战争，从来都是每个政权的大事件，从来都是破坏里极强的重大活动。特别对生命个体而言，这是不幸的。
要不是清兵入关，这宁静会永远宁静。可是**哈赤没有和什么人商量，铁蹄所到之处，至少人是死了太多。历史上的那一夜，那棵古树，注定会发生点什么。要不是崇祯皇帝上吊，也许就会这样终了一生。1644年3月19日，晨光微曦，京城火光，小山上，我们的崇祯帝走向那棵歪歪扭扭的古槐树，不，也许是海棠树，也没有必要去考证。崇祯静静地悬挂在树上，这是“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反正这个时代是完结了。跟着所谓的再上台的皇帝逃往云南，岂知云南也是不宁静的地方。明朝末年，南明永历皇帝一度逃亡入滇，昆明称滇都，继续抗清。皇帝都稀里糊涂的没了，或者说不知下落，作为一介草民，更没有人会关心。可以说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渺小，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
千载难逢的好时期，了然没有遇到。遇不到就产生强烈的生存困境，可以说生存形态的多样化，决定了人性的复杂化，真人少了，假人多了，唯一的独木桥，走向官场而不得，就只能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内紧状态，纯粹的自我约束。有苦衷，有难处，自己慢慢品尝。
国家散了，家已经不可待下去，只有往南边，逃离只有方向，没有目的地。注定的悲剧，不是性格的原因，是时代使然。残酷的现实面前，抬头或者低头，命运都不会饶过已经不幸的自己。如此，人生飘忽不定的悲剧色彩，又被加浓了。
变卖家当，散尽钱财，逃往的速度相当快，容不得多想。坐马车的从中原到南方，带着的东西，一路走来，一路散尽。
且不说吃不饱，也不说穿不暖。
且不说世态炎凉，也不说人情冷暖。
但是一路的青山绿水没有心思赏玩，一路的满目疮痍悲情笼罩。
记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诉说的，“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这种深沉的感慨，若是农民，逼急了揭竿而起，读书人，则不忍看到生灵涂炭。漫漫长夜，紫禁城的主人是谁，已经不重要；漫漫长夜，了然醒着无法入睡，感慨无限。
过了湖南，进入鱼米之乡，依然吃不饱的。曾经湘江两岸赤壁如霞，白沙如雪，垂柳如丝，樯帆如云，构成了美丽的长沙沿江风光带。如今，美景也不值得流连，逃命要紧，活着才是硬道理。沿着湘江，迅速转向偏僻的贵州境内。进入贵州东部，一路辗转。
转入贵州，“穷山恶水”之地，主要是地理环境恶劣，交通极其不发达。属于高原山地，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地较少。有历史记载为证：“贵州”名称，始于宋朝。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待在贵阳，辗转六盘水、凯里，进入云南西部。
进入云南的西部，到宣威又至曲靖，最后到达昆明。据历史记载：1253年，忽必烈派蒙古军队征服大理国，1276年正式建立云南行省。色目人赛典赤·赡思丁任平章政事，省会中庆路(昆明)，自此昆明取代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年)，派平西王吴三桂追捕永历。1662年，吴三桂从缅甸抓回永历皇帝，在昆明绞死。当然这是后事，可是谁能想到，世事难料。大地方有它的优势，可以容纳不同类型的人，所谓包容吧。小地方有它的特色，多为清静之地，适于修身养性。在大城市居住，他真的不易，衣食住行逼得人终日忙碌，再说逃离之人，无法静心。读书人，找个安静的地方，有口饭吃，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固守自己的清贫。
没有说出的辛苦，饿了，忍住；病了，支撑着。
身上所带的东西，几乎消失殆尽。艰辛当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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