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苏青的攻击就更加厉害了，大家认定她是陈公博的情妇，还有人说：“敌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苏青哭了三天三夜”
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张爱玲只顾洗刷自己，一句“我……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这句话苏青见了心里一定不舒服，因为苏青是拿过日伪政府的津贴的
苏青曾在上盒伪市长陈公博的安排下，做了伪市政府秘书处专员，陈公博许以每月千元薪水〗三个月后陈公博又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让苏青辞职，而薪水照发由此可见，苏青在亲日这方面比张爱玲走得远
苏青也写了一篇《关于我》的辩白书，她在此文中写道：“关于我的一切，其实是无须向人申诉的……”，与张爱玲所说“私人的事情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的意思貌似相仿，但两个人的本意有很大差别
张爱玲是言行一致，她的确从不向大众剖白，也不大习惯，所以行文略说几句就此打赚其实是真的不高兴多说什么，这就是高傲的张爱玲的作风
苏青则不然，她有倾诉的需要，而且惯于倾诉：她的长篇小说如《结婚十年》《续》《歧途佳人》等都是自传体纪实性很强
而张爱玲的长短篇小说虽然有不少也都“各有其本”，但提炼变形得厉害
所以苏青的《关于我》的辩白要比张爱玲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辩白篇幅长许多许多，在《关于我》这篇辩白文章里，苏青详细回顾了自己当初为何走上写作之路，写作成名的过程，写作的动机，出书的经历，将社会上对她的责骂排列分类，条分缕析，逐一，或解释或驳斥苏青还写了家庭的破裂丈夫的不负责任，以及为了养育几个孩子的辛苦，一五一十，向读者交代的清清楚楚，显得态度较为诚恳
我们来看看苏青的辩白词：
“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于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的论辩逻辑当然有问题，但是关键是她以眼还眼的凌厉态度她声称：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即使用了笔名，她也知道是谁，这其中有人比她还要有“落水”嫌疑，还有的干脆就是想把她骂倒，好赖掉所欠他的书款，等等
苏青这种以攻为守的办法，还真的是让一些人住了嘴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人提起“文化汉奸”四字，苏青就对“文化汉奸”四字大动肝火因为苏青在孤岛时期风头之健不下于张爱玲，而且的确和日伪有辩白不清的关系，要说“文化汉奸”也不无道理
张爱玲没有苏青这样的激烈，也没有苏青那样的有“战斗的心情”因为这时正痛苦着与胡兰成的婚姻不仅如此，张爱玲还经痴到胡兰成的来信，胡兰成的信中经常还掺杂的轻佻戏玩的语气，令她格外难受她还得仍旧给他寄衣寄物寄钱
在苏青心里，若将她在抗战中的境遇与张爱玲相比，可能自己会感到很委屈v爱玲写作固然也是为了生计，而生活负担的轻重与苏青是不可比的v爱玲可以像对待鹦哥一般地调养自己，而苏青则除了管子女管母亲管弟妹以及还要管亲戚的生活外，甚至还要管前夫的生活
精神上，张爱玲还曾有过“倾城之恋”的快乐，而苏青则只有“娜拉”的痛苦当苏青与张爱玲如同双星般在黯淡的上海文坛夜空冉冉升起时，隐居在沪的一些文学界的老前辈和“可尊敬的”文学界人士都纷纷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却独对苏青视而不见
许是因为苏青的才气不那么逼人，而小说写得又没有张爱玲那么精致的缘故，苏青就没有这么多文化界长者关心虽然张爱玲与苏青撰文之初主要都是为果腹，但苏青没有张爱玲“出名要趁早呀”那样的强烈意识
潘柳黛此时同样受到“文化汉奸”的质疑，她在她的《退职夫人自传》中，也曾提到重庆人办的报纸上编了整版的“扫妖特辑”，潘柳黛在这场清算“文化汉奸”的运动中受到了的冲击也不亚于张爱玲和苏青
潘柳黛在自己的文章中抗议态度强硬地辩白说：“我固然是沦陷区活过来的老百姓，然而我在沦陷时活得那么悲苦，可怜，我是苟延残踹的挣扎着活到现在；而现在，就连苟延残踹也不让我活了我真想去对谁控诉，假如我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到有司去检举我，假如我没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就应该停止了无聊的谩骂，使我还能凭我的能力生存下去那些唱着高调的人说：‘饿死事鞋失节事大’那是因为他们还不至于‘饿死’，所以才乐得冠名堂皇唱这种高调”
她们都特别强调：她们是守住了底线――虽然“卖文”，但没有“媚日”
张爱玲其实也守住了底线，可是她没有进行高调反驳，因为她有软肋――那两位女同行，不管怎样，并没有嫁给一个汉奸
从这里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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