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书记这话我就不敢恭维了,像老陶那样动不动就撂挑子的人,中国官史上并不多见啰!”肖千一还是忍不住要插话。
“当然,当了大官又当大文人的也有,比如韩愈就是其中一个。”何伟力说:“不过韩愈也不像真正的当官的料,当官嘛点儿事儿嘛,老写奏折干嘛?你会写哟,你文字功夫好啊!你写点儿别的不行吗?你就写他个十篇八篇《师说》,后人拿来当范文读,当成座右铭放在桌子上多好啊。你偏偏要有一篇没一篇地写奏折。当官的人要学会尽量少签字少题词少写信少涂鸦少留笔迹,少把把柄搁在人家手上,这样是要栽跟斗的。好你个韩大诗人还没搞清皇帝老子的脾气,就猴急马急地一封朝奏九重天。屁股还没在官椅上坐热就落得个夕贬潮阳路八千,虽然你想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可你哪里知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悲惨境况,韩大官人也够倒霉的了,心痛之余,只盼侄儿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了。”
肖千一说:“何书记,可是依我看,在官场上,不单单是文学家,政治家不小心也会栽筋斗的,你看那明朝的张居正、杨廷和这些既是文人又当了顶尖大官的人,官就当得可以了吧,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老手啊!到头来结局还是不好,张居正死后都不能得到安静,皇帝的鞭子抽他他连痛不痛都不知道,杨廷和还不是在老家寂寞地死去,他们算文人吗?还是算政治家呢?”
“他们算文人还是算政治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像文人那样去处理官场上的事情,开国元勋彭德怀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本来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却要学着文人来一个什么万言书,最后不是落得个家破人亡吗?”何伟力很世故地说。
“照何书记这一说,当官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咧!”肖千一有所感触地说。
“当然不轻松啊!当官和你那写诗作文一样,是一门艺术,而且这门艺术又高又深,高过于天,深不见底。”何伟力语重心长地说。
“我知道,我虽然没有当过官,但是晓得官场艺术的重要性,如果你一点儿不懂官场艺术,一味按你那文人脾气去整,只能算是瞎折腾。假设我连这点儿道理都不懂,我难道还敢来要官当吗?”肖千一中气很足。
“我知道你晓得官场需要官场艺术,现在也可以叫领导艺术。但是,苏东坡你了解吗?他也很喜爱喝酒,不然的话他就不会一尊还酹江月。要论才华,他盖世才情,没有异议的一代大文豪,他也想当官,当官时也为老百姓做过不少好事,可惜他不甘流俗,意气用事,说穿了是不懂官场艺术,结果宦海沉浮,被贬来贬去,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如果他懂得变通,不过分心高气傲,以他的才干,他完全可以当更大的官,而且一定能当好,那岂不是能让更多的的老百姓沾恩戴福吗?”
何伟力的本意是劝肖千一打消当官的念头,教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行当官吗?可给他横比竖比,肖千一就是不着道。
肖千一听何伟力说得差不多了,不紧不慢地跟了一句:“大概当官也有当官的乐趣吧,要不,那么多人想当官?再说了,我教了这几十年书,实在把我教厌烦了,搞业余创作谈何容易,太辛苦了,累你个一年半载,写点东西,哪个看你的?现在大家都在玩,我还死心塌地站黑板,搞业余创作,是不是有点傻?讲究市场经济的年头,文学界也吵吵嚷嚷地鼓吹文学如何适应商品经济,有一些穷的叮当响的文学刊物也向地摊靠拢,尽搞些花拳绣腿的玩意儿谋得生存,想高雅也高雅不起来。我还继续傻乎乎地当个业余作家,这不是个是个傻瓜吗?所以,我思前想后,沉思反省,觉得应该改行了,早就应该改行了。”
“改行,改行做什么呢?其它的不能做吗?就想当官?”何伟力揶揄地问。
肖千一被何伟力这一问,心情还有些激动了:“当官是我的最佳选择!做生意也不错,特别是做地皮生意、狗皮生意、牛皮生意、虎皮生意、鳄鱼皮生意、娃娃鱼皮生意、熊猫皮生意、恐龙皮生意、黑熊皮生意、大象皮生意最好赚钱,可是我从小偏科,每期语文打一百分,算术只能打三四十分,到现在加减乘除全部还老师了,数理化知识顶多一个高小生的水平。如今赚钱的行业都变了,炒批文、炒信息、炒股、、炒房产、炒地产、炒菜、炒板栗、炒答案、炒现饭,做生意炒东西要算账,因为我算数差不会划算,哪一样我都不会炒。当然,当个城管还是不错,大概收入很高,看起来很神气,特别是掀人家篮子背篓的时候,还可以把鲜果鲜菜顺便拿回去,自己吃不完也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姑爷舅子老表大姨姐小姨妹,但仔细一想,就怕遇到很刁的小贩,和你硬碰,我一个文人能打得过人家吗?当城管也不容易哟!”
“那就只有当官这唯一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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