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邓庆林毕竟是邓庆林，他并不甘心，他知道自己绝不只是一个清扫工人的材料，尽管他口头上从不看低工人农民，可是他心底却认为若只满足于当一个好工人或做一辈子庄稼汉，完全不需要那么多的学识和智慧，要证明自己。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他必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邓庆林决定从头做起。仗着自己年轻身体壮实。他每天起早摸黑，专拣最最脏最长条件差的地段去打扫，专找拉架子车搬垃圾桶一类最重的工作去干。所里大娘大嫂多，身体条件有局限。架子车拉不动。他就把这拉车活包了，下水道空间小上下困难他第一个钻进去，在下面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哪里的垃圾桶漏了，他不顾吃饭睡觉熬更守夜把它补好，那里的化粪池不通，他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清理所里工友们包括所长在内上上下下对他另眼相看，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这下他有政治资本了吧。他应该往上爬了吧。别人都这样认为，可有一个人不往这方面想。这个人就是邓庆林。栽过跟斗的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要想在河县一步一步出人头地，门儿都没有，可以说比登天还难，他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讲价钱不计回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目得只有一个：他要获得全所人的好感和支持，关键时刻不阻拦他的行动。
他已经取得了预定的效果，艰苦的劳动换来了成熟的条件，他认为差不多了，机会到了，老天爷也会垂怜于他帮助他了，他该行动了。
这天早晨，所长老金大姐刚在办公桌前坐定，邓庆林就来到了她的面前，双手捧着一份调动申请要她签字盖章，所长感念于他平时的表现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实在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要求，拿过申请就把字签了章盖了。
于是，邓庆林跳出了河县这张大网，扔掉了这口大黑锅，调到了老同学罗光辉当常务副县长的镇南县，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了科员。
当了科员的邓庆林吸取了在河县的教训，他和罗光辉的交往十分谨慎。这其中原因之一是防止别人说三道四，给罗光辉带来不好的影响，掣肘他的行动，当然人家是常委常务副县长，你一个科员让外人看来应该有一定距离，自己也应该掌握到分寸。他根据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和毛老人家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为自己制定了“多工作少说话不出头”的九字方针并付诸实践，一段时间后，包括局长在内的所有同事都觉得邓庆林这人工作踏实、积极能干、少言寡语、不讲条件、严己宽人、不出风头、不拉山头、能吃苦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同志好干部好哥儿们“三头”干部。
提拔提拔，一是自己要爬，二是要有人提。正当邓庆林获得局内所有的人认可，具备向上爬的动因时，罗光辉在换届选举中也上了，官衔前面去掉了“常务副”三个字，另外加了“县委第一副书记”七个字，加七减三，由原来的“镇南县常务副县长”变成了“镇南县县委第一副书记、镇南县县长”。罗光辉上了，标志着邓庆林也要上，俗话不是说“一人有福，带携一屋”，罗光辉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烧到人事方面，邓庆林也被这一把火烧上了镇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的位置上。
当了副局长的邓庆林依然遵循他的九字方针，与局长紧密配合，不居功，不诿过，勤勤恳恳做事，夹着尾巴做人。久而久之，连县委书记也打消了“他是罗光辉的人”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渐渐地对他也有了好感，并且隐隐产生了对他提拔培养的念头。在选拔对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县际交换锻炼的工作中，县委书记亲自提名把他交换到松山市公务员局挂职任副局长，当时松山市的同一职务比镇南县高半格。交换任职实际上让邓庆林向上长了半格，可见县委书记对他赏识和栽培。
邓庆林到松山公务员局以后，他再一次祭起他的九字方针的大旗。在闫三星先后与前两任局长对着干，最终两位局长不得不离开的过程中，他不参与任何一方的诋毁活动，既对局长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又尽量搞好与闫三星等人的团结，第二位局长走了以后，一时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松山市委与镇南县委商量，邓庆林继续留在松山，再长半格担任了公务员局局长之要职。
当了局长的邓庆林更加小心谨慎。按照闫三星的话说，走路都怕把蚂蚁踩死了，他自己说的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他曾经多次主动找闫三星交心，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给局里其他同志树个形象做个榜样。但是官迷心窍的闫三星口头上唯唯诺诺、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心里打着其他的歪注意。
闫三星知道讲政治考量、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工作方法、群众基础，没有哪一样他搞得过邓庆林，他退而求其次，仗着他幺爸给他拿了些钱，经常借故请这个吃饭喝酒洗头泡脚享受特殊服务，约那个唱歌跳舞打麻将逛按摩院耍小姐无所不为，吃饱了喝足了玩够了就拿局里的事说话，各位兄弟。闫哥够意思吧，像不像有的人？走路怕踩蚂蚁吃饭怕噎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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