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黄帝远矣，虽老于之学，亦概乎其未之闻也。岂二子者或别有黄、老之术，未可以其畔于吾之教而非诋之欤？吾闻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虽赐也，亦自谓不可得闻矣，岂其于此实未有闻，而遂不知求之绳墨之外也？余甚疑焉，而未敢以告人。属郑君为大姚令，乃以余平昔之所疑者质之。夫大姚，滇下邑也，僻小而陋，吾知君久矣其不受也。观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气，洞然不设城府。其与上大夫言，如对群吏，处大庭如在燕私，偃倨似汲黯，酣畅似曹参。此岂儒者耳目所尝睹记哉！君独神色自若，饮啖不辍，醉后耳热，或歌诗作大字以自娱，陶陶然若不以邑事为意，而邑中亦自无事。嗟夫！君岂亦学黄、老而有得者耶！
抑天资冥契，与道合真，不自知其至于斯也！不然，将俱儒者窃笑而共指之矣，而宁能遽尔也耶！
吾与君相聚二载余矣，亦知君之为人矣，今其归也，其有不得者乎？夫渊明辞彭泽而赋“归去”，采菊东篱，有深意矣。刺史王弘，一旦二十千掷付酒家，可遂谓世无若人焉一知陶令之贤乎？阮嗣宗旷达不仕，闻步兵厨有酒，求为校尉。君既耻为令矣，纵有步兵之达，莫可告语，况望有知而大用君者，亦惟有归去而已。行李萧条，童仆无欢，直云穷矣，能无恸乎！如君作达，皆可勿恤也。君第行，吾为君屈指而数之，计过家之期，正菊花之候，饮而无资，当必有白衣送酒如贤刺史王公者，能令君一醉尔也。
李中丞奏议序代作
传曰：“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时务亦易识耳，何以独许俊杰为也？且夫俊杰之生，世不常有，而事之当务，则一时不无，若必待俊杰而后识，则世之所谓时务皆非时务者欤？
抑俊杰之所识者，必俊杰而后识，非俊杰则终不能识欤？吾是以知时务之大也。
奏议者，议一时之务，而奏之朝廷，行之邦国，断断乎不容以时刻缓焉者也。奏议多矣，而庸独称陆宣公者，则以此公之学有本，其于人情物理，靡不周知，其言词温厚和平，深得告君之体，使人读其言便自心开目明，惟恐其言之易尽也。则真所谓奏议矣，然亦不过德宗皇帝时一时之务耳。盖德宗时既多艰，又好以猜忌为聪明，故公宛曲及之，长短疾徐，务中其肯綮，以达乎膏肓，直欲穷之于其受病之处，蠹弊之源，令人主读之，不觉不知入其中而不怒，则奏议之最也。若非德宗之时，则又乌用此哉？
汉有晁、贾：晁错有论，贾谊有策。今观谊之策，如改正朔，易服色，早辅教等，皆依仿《周官》而言之。此但可与俗儒道，安可向孝文神圣之主谈也。然三表、五饵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梁为齐、赵、吴、楚之边，剖淮南诸国以益梁而分工其子。粱地二千余里，卒之灭七国者，梁王力也。孰谓洛阳年少，通达国体，识时知务如此哉！至今读其书，犹想见其为人，欲不谓之千古之俊杰，不可得矣。若错之论兵事，与夫募民徙边，屯田塞下，削平七国等，皆一时急务，千载石画，未可以成败论人，妄生褒贬也。盖时者如鸷鸟之趋时，务者如易子之交务，稍缓其时，不知其务则殆，孰谓时务可易言哉！其势非天下之俊杰，固不能以识此矣。
宋人议论太多，虽谓之无奏议可也，然苏文忠公实椎陆忠宣奏议矣。今观其上皇帝诸书与其他奏议，真忠肝义胆，读之自然恸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然亦在坡公时当务之急耳，过此而徽、钦，则无用矣。亦犹晁、贾之言，只可对文、景、武三帝道耳，过此则时非其时，又易其务，不中用也。
余读先贤奏议，其所以尚论之者如此。今得中丞李公奏议读之，虽未知其于晁、贾何如，然陆敬舆、苏子瞻不能过也。故因书昔日之言以请教于公，公其信不妄否？如不妄，则愿载之未简。
先行录序代作
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当行之言。吾尝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见立言者之难矣。何谓先行之言？则夫子之告子贡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过其行之失乎？何谓可行之言？则《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远则不御”，是远言皆可行也：“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是迩言皆可行也：“以言天地之间则备”，是天地之间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妇能行，则愚不肖者自谓不及，贤智者自谓过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则言之千百世之上不为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为后；则以言行合一，先后并时，虽圣人亦不能置先后于其间故也。
若夫当行之言，则虽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当行之者，而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独此也，举一人而言，在仲由则为当行，而在冉求则为不当行矣，盖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故行随事迁，则言焉人殊，安得据往行以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当行之言不可以执一也。
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已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获读所为《从政集》者，则又见其在朝在邑，处乡处家，已往之迹皆如是也，所谓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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