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否极泰来。我就有这种感觉。正当我对自己接二连三的喜事感到高兴的时候，两件麻烦事情却悄悄来了。
第一件是因为吏部尚书韩皋和太常少卿、礼部侍郎李建因为铨司考科目人失实，朝廷让白居易和祠部员外郎李虞仲充重考订科目官，重新考覆。
李建，字杓直，行十一，比我大八岁，为人忠厚，他是我和元稹关系极好的朋友，我们都常称作李十一。我们经常一起游玩曲江，或是炼制丹药。当年我退居渭村的时候，因为生眼病，李建专门叫人送来一匹马让我骑着走路。我贬谪江州，李建一人特意赶来相送。这份情谊，我怎能忘怀呢！
可是朝廷由朝廷的命令，我不能不从。我是真不想接这块烫手的山芋，可是不接又能怎么办呢？
怎么样才能一举两得，既不失去朝廷的尊严，又能够保存老友的面子？我真是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最后，决定明原委。我在书中举了三个理由，第一，因为今年的吏部考试没有象以前一样设置考官，只是派遣他们俩个人来临时主持，人员不足。第二，吏部事务本来繁多，安排的人员又少，考卷又多，所以，出现差误难免。第三，此次只选拔了十个人，本来就不多。若让覆考，那只有裁减，如此一来，人数更少。朝廷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还是抹过去算了。
还算不错，经过我这么一圆场，本来的一件大事便化解了。李建和韩皋两个人各被罚一月俸禄尔了事。应该说，这件事情其实幷没有给李建的仕途造成多大的影响，就在第二年，他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后转为刑部。但是，这件事情肯定在他的内心留下了阴影。仅仅两个月后，长庆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李建就去世了。他去世之后，我给他写了墓碑和祭文。算是对这个老朋友最后的道别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震惊当时的科考作弊案。这件案子牵扯到太多人，也间接决定了大唐几十年以后的政局走向。其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我可能已经记得不太真切了。但是，还是把自己能够想起来的事情说一说吧。
长庆元年三月，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考试，副考官是右补阙杨汝士。在这个期间，即将出镇蜀川的宰相段文昌（武元衡之婿）由于接受了前刑部侍郎杨凭之子杨浑之的贿赂－－－家藏的著名书画，而向钱徽当面走后门，并且又写信保举。翰林学士李绅也向钱徽走后门，保举举子周汉宾。但是，名单下来以后，杨浑之和周汉宾两个人都没有被录取。段文昌于是很生气，在临走之前，就向穆宗告了钱徽的小状。说钱徽这次主持考试，名单其实是早已经内定好了的，所选中的举子都是一些高干子弟，不学无术之流。穆宗很吃惊，就向李德裕、李绅和元稹询问，他们也说的确如此。于是四月十日就任命我和王起作为主考官重新考试，结果十四人中间十一人被淘汰，只有孔温业、赵存约、窦旬直三人勉强通过，与及第。大概皇帝为了照顾裴度的面子，特赐裴譔及第[1]。于是郑朗等十人并落下[2]。复试的结果传出，时论哗然。于是皇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手段，对涉案人员进行处分。最终，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刺史，右补阙杨汝士被贬为开江令。
这就是事件大体的前后经过。我的多数朋友都牵扯期间。连我自己也不得以陷入其中。这一边是相知相交几十年的元稹、李绅，另一边是多年好友同事李宗闵、钱徽还有我的内兄杨汝士，郑朗之父郑珣瑜是我当年参加吏部考试的主考，你叫我怎么办？
我只能明自己的观点。第一，这次考试，皇帝本人和各个“媒体”已经存在了舞弊的看法在先，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再者，这次复试相比较平时的考试而言应该不太公平，平时考试允许察看参考资料，而且可以通宵。而此次复试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所以仓促之下多数考生也难以发挥正常水平。所以，予夺之间，有很大可以商量的空间。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也就是说，即使第一次考试存在舞弊行为，复试也不应该这样苛刻。也就是说，复试时的考试时间上的设置有一点苛刻。最起码这一点对考生而言是不公平的。
事件发生后，钱徽被贬谪。有人劝他交出李绅和段文昌的请托信件，他不但没有交，反而烧掉了。并且说：“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耶？”。其实，我知道，钱徽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作为一个主考官，事件发生之后，不管有没有亲自作弊，他都罪责难逃。所以，明哲保身是首先而必要的。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主考官，宁可被皇帝开涮，也不能得罪一大群同僚。得罪了皇帝，换一个皇帝，所有的罪名也就一笔勾销。得罪了一帮大臣，那就是你自寻死路。即使这一帮人全死光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折磨你。这样的例子史书上可是太多了。
作为主考官的钱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当初在翰林院，我们两个人一起值班，一起谈天论地，一起赋诗作文，我退居渭上，身染疾病，钱徽写信问候，我被贬江州，心情不好，钱徽也曾写信关心问候。从钱徽的为人来看，的确是一个道德标准之下的实诚君子。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举动，一点也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