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窝。这些形容词都是跟评书里学的，反正他长得挺好看的，姿色远胜于我们院的大部分女孩，所以好多人都叫他“假娘儿们”。他不爱听，非常不爱听，可打架他不行，表示抗议的结果是挨了几次揍。再有人叫他“假娘儿们”的时候，杨科就低着头不说话了，有时候碰上大院里著名的痞子，他还会含混地“唔”一声。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低头，更不会“唔”一声，而是梗着脖子，抬起眼皮，用那双漂亮的“假娘儿们”眼直视对方说：“你他妈的敢再叫一遍？！”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我会让那个叫杨科“假娘儿们”的家伙趴在地上管自己叫“假娘儿们”。某年的寒假结束，天气暖得邪乎，刚进三月，草就返青，树就抽芽。我们返校后，惊讶地发现女生们全鼓起了小胸脯，撅起了小屁股，似是同施了一个批号化肥的新鲜作物。她们的眼神也叆叇了、迷离了，雾蒙蒙的，像母兔子的眼，顾盼间，有种说不出的韵致。课间，我和杨科分开腿坐在双杠上，头上悬一轮暖阳，眼前跳跃着几头蓬勃的小母兽，她们欢快地玩着人类的游戏，跳皮筋、丢沙包，椒乳颤动，小辫儿飞扬。“一不留神，都长成小娘儿们了。”杨科说。我点点头，然后一只手游到他裤裆，中指拇指捏作环，用力弹了出去。杨科“嗷”了一声，从双杠上坠下。得手之后，我先走出合作社。出门的时候我打了个榧子，杨科甜腻地跟阿姨说了声“再见”就跑了出来。我们俩拐到背阴的墙角，把那个纸盒拆开。偷东西的时候我没什么反应，这时候心却“怦怦怦”地跳了起来。杨科那双美目盯在我手里的盒子上，说：“快快，赶紧打开！”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一条白色的带子，棉布缝制，只是这带子的连接有些怪异，两个“丁”字缝在一起。“看见了吗？这是兜在屁股上的。”杨科很专业地说，“女的要流血了，就用这个玩意儿一兜，血就沾不上裤子了。”“你拿回去给你姐得了。”我说。杨科有个姐，不小了，已经到了用这东西的年龄。“我才不呢，”杨科晃着脑袋，“我跟我姐怎么说，说你偷的？”“那扔了得了。”我说。然后我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两块油乎乎的桃酥，给杨科一块，“我瞅你跟那阿姨聊得挺带劲儿，就顺手拿了点儿吃的。”“神偷！”杨科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赞美我。吃完桃酥，我把那盒赃物随手丢在墙根。杨科瞥了我一眼，弯腰拾起来，从盒子里抽出那根怪异的带子，端详片刻，又塞进盒子里，然后刨了个小坑，像埋葬一具尸体那样，郑重地把它埋进土里。一九九〇年的暑假，我找了个在商业大厦卖电器的差使。我爸说，挺好，这叫勤工俭学。他哪知道，我的目的不是挣那二百块钱，而是一台录像机。在来大厦上班之前，我和杨科已经踩点儿多次。大厦的第三层是卖录像机和音响的，售货员穿着统一服装，看着像国营的，其实全是私人承包。负责卖货的都是老板雇的人，要不就是老板的哪门子穷亲戚，大多数是一个人看摊儿。中午的时候，卖货的要去吃饭，相邻摊位的人就帮着照看一下，等前边那人吃完了，后边的人再出去吃。这些人相互之间都烂熟，吃完饭回来的，最多就问一句有没有人买，根本不点货。这就是漏洞。没几天，我就跟旁边看摊的一个农村女孩儿混得烂熟。那女孩儿一张大饼脸浓墨重彩，一颦一笑有白粉扬尘舞蹈。她有个土得掉渣儿的名字，不是叫秀珍就是叫秀芹。老板是她表姑父，长着一张暴发户的脸，两个下垂的眼袋里盛满奸商备用的笑，下唇特别肥厚，像是第三只眼袋，也耷拉着，下边黑紫色的牙龈肉都暴露出来，像含了一嘴脏乎乎的葡萄。那个叫秀珍还是秀芹的，一见她姑父整个人就软了，我猜背着她姑姑的时候，说不定她也要尽姑姑在床上的义务。我花了七八天的工夫，达到了她见着她姑父时的效果-我一来上班，她整个人就酥了，连卖货收钱时，余光也在我身上。跟我说话的时候，她的胸也往前凑，趁没人时我摸了一把，软，特别软。假如她整个人靠上来，我就硬了。我对自己说，操，你他妈是来偷录像机的，不是来偷人的。录像机得手后，我很快就忘记了她叫秀珍还是秀芹，记住她的名字对我来说是个负担。我决定动手。我告诉杨科十一点就到大厦，在一楼喷泉边的长椅上等我消息。大约快十二点的时候，那女孩软软地扭过来，让我先去吃饭，吃完了给她带一份陕西凉皮回来，她就爱吃这个。我说我好像有点儿发烧，浑身没劲儿，恹恹地告诉她：“你去吃吧，也不用给我带，没胃口。”她的大饼脸上立刻堆满了关切，把肉乎乎的手掌贴在我额头上，说：“不怎么热呀。”我说：“肯定烧，头疼。”她就抬起另一只手，捧着我的脸，脑门贴脑门地试我的温度。她嘴里热乎乎的气息令我一阵阵地头昏脑涨。“别不吃东西，一会儿我给你带点儿粥回来吧。”她走到楼梯口，转过身说，“柜台上趴会儿吧，反正这会儿也没人买东西。”我说，嗯。我趴在楼梯护栏上打了个榧子，让杨科赶紧上来。我从她货架的最高一层拿了一台没有开封的录像机，纸箱上有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jvc。我拿一个提前备好的黑色塑料袋套上，递给杨科，说：“拿走，赶紧的。”杨科抱起来就往前蹿，我扯住他，压低嗓子说：“别他妈跑，慢点儿，就跟买完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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