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几乎每天都是实验室来的最早的那一位，通常会比爱伦教授来的还要早——如果爱伦教授不是彻夜不归的话。
当爱伦教授踩着八点的钟声进来的时候，肖恰好把一篇有关学习性障碍和失读症的研究论文整理完毕了，这是实验室研究小组打算发表在下一期《柳叶刀：神经病学》上的。
按照肖和同事们的议论，如果爱伦教授不是那么痴迷于尸体的神经解剖，而只是专心于儿童脑神经系统疾病研究，那么诺贝尔奖都或许不是神话。
“现在又不是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不会再颁给一个疯子了。”史蒂夫这样打趣。
他说的是葡萄牙外科医生莫尼斯，他因为“发明”了脑额前叶切除手术，获得了1949年度的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但随后的几十年的现实却血淋淋地宣告，这种手术是多么的疯狂和不人道。证明这一点甚至没必要具备专业理论或者历史知识，看电影就够了——《飞越疯人院》、《禁闭岛》、《美国恐怖故事第二季》，或者《美少女特攻队》，等等。
“可以开始准备下一篇论文了，我们有了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当肖把打印好的论文放到爱伦教授桌上的时候，发现他的老师非常罕见地因为一个“活人”而两眼放光。
“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莎拉公主吧，两个小时倒计时开始。”爱伦教授今天的确异于平常的兴奋，他居然在还未谋面的女患者名字的后面加了“公主”两个字，乍一听上去，这对于平时没有一时半刻不严谨的他而言，实属罕见。
幸好肖对圣经并不陌生。
《旧约》里，她和她的丈夫被埃及法老驱逐出境时，上帝来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他们将成为以色列乐土的创造者。从此以后，他们将被人们认作“莎拉”和“亚伯拉罕”。这个词语，在很多文化和语言里，都经常被翻译成“公主”。肖能理解教授如此特别地称呼这个女病患，她对于他们的研究而言，价值就是“公主”。
价值在于她的特别。
这位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纽顿市的女孩，通过在推特和脸书上的联络，“协助”了至少10位素昧平生的癌症晚期的网友自杀，结果被检察官以一级谋杀罪送上法庭。之后，又被州立医院鉴定为重度精神分裂症，他们给出的解决之道是终身服用**丙嗪之类的药物，类似于化学方式的脑额前叶切除术。
幸好，她遇到了弗洛姆教授，教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莎拉真正的病因是染色体异常外加轻度的心境障碍。虽然这个发现并不能让莎拉完全脱罪，但足够可以把她送到爱伦教授的研究所——除去弗洛姆教授对于这位哈佛大学医学院时的优秀同学的信任之外，毕竟肯尼迪·克里格研究所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在学习性障碍、脑神经系统疾病、脊神经损伤以及骨骼肌系统损伤等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在全美也是领先的。
特别的，弗洛姆教授并不知道他的同窗好友现在的兴趣有点“不可告人”的另类，充满他记忆的是，爱伦的毕业论文研究得正是染色体异常中的威廉姆斯综合症，论文的题目他还记得如此清楚——《论7号染色体编码弹性蛋白基因区域的微小缺失》——那的确是让他嫉妒的一篇好论文，而如此巧合的是，莎拉出问题的染色体，正是7号染色体。
肖了解的以上这些，没有一点是来自于教授——你不能对于一个永远沉默寡言的人抱有太大指望，一小部分是同事们八卦传闻的贡献，一部分是先期传过来的病患档案的介绍，但更大部分是源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是的，从莎拉“案发”到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她俨然已成为各种电视节目里的“名人”——从整点新闻播报到法庭的直播，甚至还有两部纪录片——如果不是这样一位“公主”，又怎么会让爱伦教授把目光从一个个尸体挪回到活人身上？
这注定是个和平时相比不太一样的日子，肖的同事们也比平日来得更早一点。
“我猜想会不会是像电影《空中监狱》那样，坐着轮椅，全身绑得像你们韩国节日吃的那种‘粽子’似的，用个铁杆拉着，身体都不敢接近。”史蒂夫侧身挤过几个男同事，跑到金安娜身边，一脸兴奋地开了话题。
“白痴，我们的端午节不吃粽子，那是他们中国人的食物。”金安娜看了眼邻座的肖，“还有，我们这里是研究所，是医院，不是监狱。”
“我认真看过关于她的纪录片，她完全没有暴力倾向，如果她杀了人，唯一的理由也是出于怜悯。所以，现在不再会有人把她当作犯人。”以撒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发表意见。他是研究所里公认的年轻一代里最具学术精神的人，这从另一个方面就意味着，当他以这种语气发表意见了，那这个话题也就结束了。
“她来了！”当史蒂夫悻悻地走到窗边时，突然指着楼下大喊一声，“提前到了！快快快，列队列队。”
这一次，史蒂夫如愿地成为了几分钟的焦点和“领袖”，他领着年轻一代，来到大门内的走廊两侧，分两边站好，等待着“公主”驾到。这并不是他们欢迎病患的标准仪式，这是公主特有的待遇。
不知道别人见到莎拉“真身”的第一印象如何，总之肖非常清楚的感觉到，她本人比在电视里更加漂亮——镜头中她一头乌黑的半长发，显得平静清秀，而现实中，她的脸显得更加瘦削，下巴显得更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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