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0八回尉繚主兵郑国上书
仲父饮鸩桓齮败逃
话说秦王政闻知尉繚不告而别，不知去向，立刻命李斯设法将尉繚找回来。其实，此时尉繚并没走出多远，不过刚出咸阳城，便在一客栈被查寻到。尉繚无奈，只好再次回到秦王政身边。
秦王政见尉繚归来，心中欢喜，降阶相迎，拉着尉繚的手说：“先生不辞而去，寡人甚忧也。寡人若有不到之处，还望先生指教，万不可离寡人而去焉！”尉繚解释说：“望大王见谅也。吾乃一山野村夫，游散已贯，不愿久居于宫中、馆舍，别无他意也。”秦王政闻听，心中踏实许多，然后又说：“先生乃天下奇才，当今兵戎之事，无人可比矣。今寡人愿拜先生为国尉，以主兵戎之事，望先生毋推辞也。”尉繚本无功名利禄之心，亦无为官之意，可是见秦王政乃诚心相待，不好再推辞，再者，以秦之强，一统天下指日可待，若能使秦一统天下，可解万民战乱之苦矣，便应允任国尉一职。从此尉繚便留在秦国，执掌秦国兵事，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为秦的统一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军事家的尉繚认为：战争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阵。尉繚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这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尉繚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秩，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十二条正反面经验。按照十二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十二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重视军队的训练，要求明确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重视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
后来，尉繚将自己多年的军事经验总结出来，编著了《尉缭子》一书。《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自此，秦王政是文有李斯，武有尉繚、王翦、桓齮、杨瑞和、内史腾等战将如云，财力雄厚，更坚定了一统天下的决心。
再说，此时被押在死牢里的水工郑国，闻知秦王政废除《逐客令》，重新启用外国宾客，心中欢喜，心想：“只要将自己修水渠之功绩，向秦王政讲清楚，以秦王政之贤明，必会赦免自己也。”于是，郑国在大牢中写了一封书简，使狱吏呈于秦王政，表明自己虽为韩间谍，但无罪于秦也。
秦王政闻知水工郑国有书简上奏，便命将其呈上。秦王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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