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似乎在一瞬间就被踢到一边去了。会议工作册里安乐的名字依然排在行侠非的前面。但是第二天晨会的时候安乐就不见了，只有行侠非一个人主持会议。行侠非一副小人得志的感觉，而安乐其实是耍了脾气故意躲了起来。因为路尚美似乎将他的权利给了行侠非。行侠非在第一天将对面的机关的处长损了个遍之后，在第二天安乐不在的时候又将矛头对准了不在的安乐。他指责他的逃避，然后盯着问安乐的工作。然后说他几乎连一个普通职工都不如。他完全忘记了，其实他的名字在安乐的后面。
关键是我起来闹事了。起因是一个会议桌上和办公桌上人名的外文翻译。我发现他们全都给搞混了。
安乐被开除的同时，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安乐说路尚美骂我了。我过去经常听到她骂其他楼里处长的事情。偷偷地笑。可是这回轮到我了。安乐其实早就提醒过我们说我们即将在路尚美手下干事情。小心挨骂。
一个月前我给路尚美翻译过一个发往国外的信件。我去她办公室，她严肃地说你翻译的文字不够精准。我立刻瞪大眼睛愣愣地问她：在哪？我可不怕她。楼道里我经常遇见她，总是夸她美丽非凡。女人就要这样对待她。我是女人，因此我知道怎么对付她。可是我万没有料到这个女人在骂过我以后将我排除在了队伍外面。和安乐一样我被边缘化了。于是我知道我的气恼和着急从何而来了。从北京回来我连着两个晚上失眠了。起一个是兴奋，跟牛克让谈北京的事情。后面却是因为有人说我的英语翻得一塌糊涂。这个女人在收拾我了我知道。
路尚美是我们退休的张海录的情人。我曾经得罪过那个男人，男人发誓要让我这辈子在机关没有出头之日。我真没有想到，路尚美这样不折不扣地遵从这情人的意志。但是我依然是心存侥幸。希望她可以放我一马。到底将来会怎样。我还不知道。因此我知道我和她的较量还在后头。
我被排除在翻译人员对队伍以后。行侠非开始启用一个大学毕业来实习的下丫头溫羽其。对面的黄处长将自己落了灰尘的手提电脑打开给她用，并将她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为他工作。那是机关给处长配的电脑，其实那些处长根本不用。但是我奇怪基本很少和我们来往的黄处长，黄爱文为什么这样热情地各关心这个丫头。而且这个丫头的名字竟然代替了我列在了英文审核的名单里。让我耿耿于怀。我明白了，我终于猜测到了，原来这个丫头是我们一个副市长的千金。那个副市长姓溫叫化。原来这样！
接着行侠非就嚷着要请燕飞大学的几个英语翻译来帮忙。而且将所有我翻译的英语自交全部重新来过。
中午会议组的年轻人开始在微信上探讨英语人名的翻译问题。我看到那个被行侠非请来的博士的翻译。毫不留情地告诉他正确的英文人名是名在前，姓在后。而且汉字的人名之间不用加一缸。争论了半天，博士向我低头了。之前他一会数他的写法是国际惯例，一会儿又说是国内规定，然后又说如今台湾和香港都这么说。难怪我听会务组的年轻人说行侠非请了几个大学里留过洋的博士给我们帮忙。
所有的英文名片，桌牌，门牌，以及宣传画册和重大文稿的英文都出自我的手。我知道在家的英文文字能力。只是因为那天部里的一个司长来了，意外地发现一个英文单词不对。少了一个字母。原来是广告公司的人在沾字母的时候一个字母掉在了地下。事情发生以后的第三天我和安乐去的时候，那个字母还在原地躺着。可是就因为这一个字母路尚竟然将我大骂一通。而且立刻换了安乐，也换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久有预谋。这个女人是玩政治的。我自从来到这个机关，35岁，如今47岁了，好像终其职业生涯都在和那些我得罪的领导斗争。
我不求有什么位子，感觉和他们斗争很快乐。
我去找安乐。告诉安乐一切。
安乐这几天被路尚弄得很没有脾气。正在窝囊地肚子生气。故意不接所有领导的电话。我知道他知道的一定比我多。到底我们是两年多的同事。经过艰苦地斗争我终于获得了和他的平等相处。可是还是和安乐预计的那样。中心成立之日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只不过来得有些快而已。
行侠非找的人翻译的名片和门牌都错了。我给了他充分的机会。安乐拿起电话就和行侠非较量。
行侠非来到新的办公室给大家开了一个会议。他还是快人快语。他说：烦死了，烦死了，我都要奔溃了。语言之间他在批评我在他和安乐之间搬弄是非。要他和安乐闹矛盾之类的话，以及说如果我们觉得英文有错，如果我们有精力，如果我们愿意就按照我们的说法去改变好了。我们赢了。事实证明，如果行侠非找的人不顶事，那么他就不顶事，如果他不顶事，你们就是路尚用人错误了。如果路尚错了那就证明我们对了。我其实是在蹦我的时候帮了安乐。我们必须占在一起。
我自己得证明自己是对的。
上午在家看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阅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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