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觊是从河东安邑赶过来的，他是祖上有点小钱后来又没落的人。（后来证明刘协还是想得太简单。）
刘协乍一听还以为是卫青的后人，当年在皇宫里闲着没事做就翻西汉的史书，竟然找不到许多功臣的后人的事迹！他们多半承袭了父辈或者祖辈的侯位，但是西汉的皇帝都比较刻薄寡恩，很少有传三代以上的爵位。动不动就犯了什么法，被革去侯爵，然后不知所踪。
汉朝的衰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官位任期一满就无权无势，所以大家都憋着劲想要封侯（异姓不封王）好让家里人有固定收入和名望，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这些看似靠谱的长期饭票使用期限很少超过七十年。使很多汉朝中层干部（即士族）心寒齿冷，也使他们开始憋着劲为自己着想。
最突出的就是，举孝廉。
现代人听到汉朝的举孝廉都会觉得，很多名不副实的渣渣混迹官场，导致了官僚系统的腐败。
事实上，刚刚开始举孝廉的西汉，皇帝是可以直接面试被推荐上来的人的，而如果一旦这个人不咋地，推荐人也得有相应的惩罚。如果很优秀，也有相应的赏赐。这是早期的选拔制度，是比较适应西汉的国情。
然而，到了东汉，举孝廉才慢慢变质。被推荐人和推荐人开始变成“约定门生”的利益整体。也就是中层干部内部打成铁板一块，士族们为了对付日益凶悍的外戚和宦官（其实就是皇权的一种衍伸，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或者仆人），开始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被推荐人要懂得感恩。
那要感谁的恩呢？要对推荐人感恩，而不再是对皇帝感恩。
这就坑大发了，老刘家好不容易开个公司，底下的员工觉得没有长期福利，开始自己在自己部门安插亲信，才会导致后来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情景。
所以东汉末年，汉灵帝开始卖官，虽然荒唐，却是无奈之举。而掌握舆论的士族早就开始明码标价，推荐你当上哪些官位之后，就算是自己的门人了，这样出来的人，善于溜须拍马，附庸风雅，成为坐谈客的族群（比较典型的就是袁绍刘表）。他们这类人多半名过其实，有点本事，却被名气所累。
卫觊祖上被这样刻薄的皇恩和任人唯亲的推荐制度坑得一塌糊涂，没落之后却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所以也是早早有才名，但是没得过推荐的他想晋身仕途，难如登天。
这次看到政令算是快马加鞭就来到了野王。
得知这些政令是出自刘协【假名刘合，字伯和】之手的时候，心中暗暗感激。
而此时，司马朗刚到，也被请入庭中议事。
汉朝还没有普及凳子【三国的时候传入，那时候叫“胡床”】，所以三个人都是跪坐的论事。
司马朗第一印象就是震惊，从来没想到颁布政令的竟是一个黄口小儿，早年他就被人夸为优秀一辈，心下更是留意此人举止。
不留意还好，一留意就发现刘协的举止规范，就是宫中礼仪。而且早年董卓掌权的时候，司马朗就与刘协有几面之缘，现在刘协虽然黑壮了些，却还是很容易认出。
司马朗听说了刘协在长安城的举动，却没想到他逃到了这里。正在震惊中，卫觊已经开口道：“刘公子是董公仁门人，思虑定是不凡，只是公子可知，我汉朝自定都东都以来，虽嘴上抑商，实际上却是‘宽商’。”
“哦？”刘协来了兴致，“愿闻其详。”
“我朝光武皇帝英明神武，当年亦是商人出身，而开国功臣中，多半也是富贾出身。即使原本家无资财，光武皇帝lùn_gōng行赏，却不让他们触碰权力，于是他们一个个都潜心经营家族，行商坐贾，不在话下。”卫觊很兴奋地向刘协普及真实的汉朝商业发展史。
原来还有这一茬，刘协原以为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禁商、重农抑商，历史教科书都这么写的呀！
后面卫觊还说了很多，大概的意思是：由于那些大功臣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贩，皇帝朝纲不振，因为对方既有名声又有钱，很难收抚。最可怕的事情是这些人开始伸手干盐铁生意，原本盐铁就是国家专营，桑弘羊死后，《盐铁论》问世，后来官办的国企干不下去了，在汉和帝时期开始让民间资本经营盐铁，此时，酒已经是国营私营共同开发共同竞争的局面。
其实刘协玩这招是听了田畴的介绍才想到的，田畴说，刘虞在幽州开放市场和少数民族做生意，又开放了山林禁制，三年就把幽州经济搞活了搞火了。
看来这个东西，没有刘协想得那么简单。
卫觊打击了刘协，却没有立马给出解决方案，反而是一旁的司马朗看出了究竟，看到刘协被吓到而沉思的样子，司马朗仿佛像是大哥哥一样，对着眼前的少年。
刘协终于开口说了句刘邦最经典的名言：“如之奈何？”（该怎么办？）
司马朗道：“公子要兴旺河内民生，此三法甚好，但实施之时需有懂此三法的人方能拿捏火候。”
卫觊被这一语中的的年轻人稍稍震撼，没错，任何的政令都可能是好政令，但所用非人，只会好心办坏事。
接着话茬，卫觊说道：“此番政令，不可让大族过分参与，应该让小民们多分利，这样才不至于重蹈我朝早年覆辙。”常年不太得志，说话自然尖刻些，反倒是司马朗年纪轻轻，在人事方面游刃有余，温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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