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和陵阳的水将这块平坦的土地冲出了一条河。这河蜿蜒流淌近百公里，枯水时静静地，宽不足百米，洪水期咆哮着，也不过两三百米，向北流去，到了鲁港，便汇入了长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人们叫它是漳河。
由于漳河的原因，这块平坦的土地，分成了。又因为的原因，被历代政府分成了两个县。本来属于一块的土地，一样生活习惯的人们，因此有了不同的政局环境。
河东的人们，早些年被河西的人称做是守旧的一族；河西的人还戏称“我们是红太阳的天，你们是白月亮的天呢。”可不是么，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河西的人连一点自留地也没有，菜园地每人三厘，还丈量得紧绷绷的。而河东的人不仅有自留地，还有口粮田。河西的人饲养家禽家畜被诧斥为“资本主义倾向1”，受到限制，连零星的芽豆芽也算是搞资本主义；而河东的人，大棚的鹅鸭放养，大担的蔬菜上街去卖，也没有人干涉。更有甚者，每逢春节，河东的人玩龙灯、穿马灯、堆罗汉，这村玩到那村，常常通宵达旦，因为多是亲朋好友迎来送去，河西当权的人说“那是搞宗派”，“复活四旧”，禁止河西的人搞这样的活动。
河东有个渡口，当年叫做许村。因为坐落在圩埂旁，临着渡口，人来人往不断，便开了两三家小店，形成了一条小街。每天早上，附近的人也到这里买卖东西。其中有一位常来卖菜的农民，叫秦有进，二十四五岁，天天拎一篮子蔬菜来，不论巧贵，总把它卖掉，卖完就到生产队里做工，每天如此。他每天少做一早上的工，能收入卖菜的钱一元左右，虽然只是很少的钱，而当时做一天的工分，还不到一元钱呢。这样，他工分做了，小钱也有的用。
河西有个小镇，叫双木铺，在许村正西十公里。有三百米长的街道，没有私人店铺，只有一个大供销社、一个茶馆，其他的房屋就是机关和粮站以及学校了。这条街道，东临圩田西傍山，历来是吃圩米、烧山柴的好地方。早年，附近的人非常羡慕这里。秦有进的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就认为这是个好地方，改嫁到了这里，还为秦有进生了个异姓弟弟叫李万平。因为吃米是圩区田里产的，烧锅柴就出在后面山上，感觉上是吃不愁，烧不愁。而许村的秦家，烧锅柴没有来源，常常着急，因此，总是羡慕李家。
大集体时期，河西的干部只准社员一心一意在生产队里劳动，要是做了别的什么，就被斥之“歪门邪道”，资本主义行为。于是，还不到二十岁的李万平，一心扑在生产队里，每天从太阳出山，到太阳落山。由于他年纪轻，身体好，从来不贪懒，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可是，他家里除了生产队分的吃饭粮外，难得有一分钱，连衣服破了，老娘想买个针头线脑也很困难。
逢年过节，秦有进总是买些糕点来看妈妈。见这么大的弟弟总穿着补丁摞布丁的衣服，连一件象样的衣裳也没有，就对弟弟说：“万平，你也不小了，现在的确凉衣裳行时得很，你也该做一件穿穿。象你这样窝窝囊囊，哪个姑娘能看上你啊？”李万平只是笑笑说：“我这样比别人‘前面挂豇豆，后面结南瓜’（衣服破得前面成布条，后面打成了结）好多了呢！”他只是说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话，不好意思说“我没钱”！
当年，的人都住着草房，生产队里都养着耕牛，田里收的稻草只能派作盖屋和喂牛的用场，生活燃料必须另想办法。李万平住在山边，对烧锅柴并不烦神；而秦有进离山太远，烧柴成了他头痛的大事。他每每来妈妈这里，回去总要挑一担柴；李万平有时候到哥哥家去，也总挑着柴禾。许村人烧柴普遍困难，秦有进因为有李万平家的柴禾，感到很幸运。
七十年代中后期，河东人来了个“灵活创造”，陆续地办起了一些小窑厂，烧制大平瓦，解决屋上盖草的困难。于是，当地的人们率先盖起了“省草屋”。这样，盖屋的草可以省下来做烧饭的燃料了。所谓省草屋，就是泥土墙的屋顶上盖瓦的房子。河西的人见了河东的人家屋顶盖上瓦，心里痒痒的，可是，没有条件盖得上。
邓老复出后没几年，河东的人便把原来是集体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户。河西当政的一把手见了，在各种大会上再三警告：河东的做法是“倒退”，是在搞资本主义，决不会长久；我们决不准许那样干！河西的人只好省了这条心。
过了一年，河西的人没有看见河东的“资本主义”被禁止，相反，还越发地“深入”，连原来生产队的所有财产都瓜分掉了。河西的人想跟着学。这位一把手居然大发雷霆之怒，说：“谁要是分田单干，我就处分谁；你们要想分田，除非我不在这里工作！”于是，河西人“蠢蠢欲动”的分田举动，停了下来。
再过了一年，河西人看到河东那“倒退的资本主义”，根本没有纠正的样子，便“不问三七二十一”，一哄而起，强行地把田分到了各家各户。由于没有得到政府允许，大家都以为只是苟且之举，谁也没有慎重。因此，土地好歹不均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久，这位一把手果然“不在这里工作”了。新来的一把手对分田到户不置褒贬，只向各户索要钱粮国税。再过了一年，新的一把手叫村干部们将分给各家各户的田亩数子登记造册，大家这才知道分田到户不再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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