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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
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所有的山东权益，从维新运动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仁人志士所重视，但他们认同的利益要转化为广大民众的共识，并ji化民众的情绪，形成社会运动，无疑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舆论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山东权益归属问题事实上已出现了新的契机。占据山东主权的德国成为大战一方，按理，人们是很容易提出趁机收回山东权益问题的。但从舆论上看，各界关注的中心却并非山东主权，而是中国能否实现中立、稳定常态等问题。大战爆发后，中国政fu于8月6日宣告采取中立立场。
而民众却大体上作出了拥护的反应。8月8日，北京商务总会发出维护社会稳定的传单，指出大战尽管对商业和外贸有一定影响，但因战争“万无旷日持久之理”，且国家又已“按照公法宣布局外中立”，国内金融不会出现大震dang。各商家不必自相惊扰，而要同心协力，镇定市面。8月13日，北京商务总会又发出劝告，详细说明政fu采取中立政策后，国内经济秩序不会大受影响的众多理由，劝商家尽可放心照常作自己的生意，以维持市面稳定。若商家自luan，牵动金融恐慌，商人将最受其实祸。从这些表示看，当时民众担心大战影响中国经济生活，情绪有一定恐慌，商界关心的是有关当前实际利益的市面稳定，并未注意到必然卷入战争的山东问题，更未产生趁机夺回山东权益之想。
在此期间，文化人的反应亦大体如是。《晨报》放入书架评论指出，大战起后，影响中国者唯是各国忙于战事，借款将成泡影，我国财政，势真岌岌。但大战给中国提供了自强机会，政fu正应抓住机会，修明内政，巩固国基，以图反弱为强。《申报》放入书架时评则认为，欧战之远期影响在“中立难守”，中国必受其害；中期影响为“外债”、“关税”将随之衰落，“财政必大受困难”；近期影响在大战引起“金融爆变使商界大受痛苦”，一旦商家倒闭，将造成“劳力之人无以谋生”，引起社会问题。是为政fu最急需解决者。
而这一切无不表明舆论在欧战爆发之初，国人大体是站在局外中立的角度对待战事，仅意识到了一些可能直接影响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业已出现新契机的山东权益问题尚未进入大众视野。这看似奇怪的反应，实际上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表现。
大战爆发之初，对大战之于世界的影响并未实际呈现出来，见诸报刊的影响均属人们的主观判断。在尚无舆论造成某种公共意识时，人们必然首先从自身与事变的关系去建立联想，即首先想到事变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而不会首先关怀与自身关系并不直接的山东权益。
随后面对德国yu还胶澳，受日人bi迫中央却不敢收，而国人虽有抱怨，但却顶多只是无奈，但淮海经略使公署绕开中央自行接收胶澳，又面日人通牒，守胶澳而不撤，却让国人惊恐之余，却又为其叫起好来，可这好之外，更多的却是担心。
随后李子诚的一番广播讲话，又让人们真真正正的把山东权益和国家权益联系在一起，而不像过去一般，因山东权权益为外国占据有年，人们已经习惯，虽说尚有一些文人指责淮海经略公署“冒然行事”，但在李子诚的连云讲话之后，舆论为之一变，曾经的指责声为之一消，那时谁也不愿担起“卖国”之名。
而8月27日，日本海军炮击青岛，接收青岛中国守军的奋起还击之后，这倒是那些个文人到底终于不再对日本政fu宣称的“保障中国主权”有那怕一丝的信任，而舆论也在那一天从“中日二国今日正事设法解去误会”的声音中转向了“死守胶澳，卫我国权”。
在胶澳之战打响之前，面对日本蛮横的最后通牒，文化人在情绪上开始有所怨愤。而中国收复胶澳后日本竟要求中国以撤兵以保两国和平，实非国所能受，言词间已呈现出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情绪，而胶澳之战打响后，文人、舆论彻底转向支持淮海经略公署坚守胶澳。
而一直求稳的商界的反应亦渐趋强烈，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商业协会纷纷致电北京政fu，呼吁对日本要求胶澳撤军一事需严词拒绝。中国人心对于日本之要求异常愤ji，各界的愤ji情绪通过报纸的传播逐步汇成更大范围的公众情绪的趋势已见端倪。
在9月18日，当日军于胶澳登陆，公众的反日情绪已渐趋**，而“五十三勇士”更把这一**推至顶点，从而引发了多阶层参与的民族运动。
民国三年9月19日，一名爱国志士在《申报》放入书架上倡议开办救国捐，并自愿捐献财产1/10。此议一披lu，响应者纷纷声援，次日，五十三勇士号外刊出后，上海《申报》放入书架发表《爱国之凭证》放入书架的“时评”，发出“爱国献金”倡议，称爱国并非“空谈”，以献金“表示其爱国之心”，“人人出之于囊中，非若空中之取之无穷也”。
9月22日，即由沪上名流虞和德牵头，成立了中华救国献金团，称外jiao日棘，时局日艰，国家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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