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紧接着，安格联办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控制“关余”，从而插手我国财政金融，所谓“关余”是指海关税款扣除海关行政经费以及驻外使领馆经费和关税担保的项后的余款，而关税中的绝大多部都付了债赔款，民国三年之前，关税尚不足以支付债赔款，但欧战爆发前后，先是我国实业发展，进口激增，随后银价上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关税收入也相应增多，于去年开始首次出现盈余达600万两，而至今年上半年，关余已达1000万两，至年底可达2300万两，当然这与我国参战，庚子赔款中德奥部分停付有关。而这些关余本应由财政部自由支配，但是因总税务避控制了税款保管收支权，在英国的授意下，要求政府使用关余时必须提出申请，经公使团同意后方可由安格联拨付。而且……”
不待陈澜生说完，李子诚便面带怒色的说道。
“撤了他！”
原本，李子诚以为现在海关的畸形是赫德时代遗留的，可那曾想到，这海关的畸形竟然是由安格联这里开始的，有这么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掌握着中国海关，自己想实现关税自主，根本就是做梦，这样的人与赫德绝不同，赫德可以用老练圆滑来形容，至于安格联，根他的眼中根本就只有英国的利益，而没有中国的利益，如果自己试图实现关税自主，他恐怕会第一个站起来反对。
无论是出于关税自主的需要，还是掌握“关余”充实国库，亦或是“掌握税款，确立中国银行央行地位”的需要，都必须要把安格联从“总税务司”的位置上拉下来，否则他非得坏自己的大事，幸好现在补救还来得急。
“撤换，是一定要撤换，但是，总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国务院想单方面撤换安格联，怕会惹出一番是非！而且，虽说安格联从未考虑过中的利益，但是其在海关内部却推行了一些改革，解决了赫德时代的一些内部不平现象，没有合适的借口，恐怕……”
见总理支持自己，陈澜生在心下一喜的同时，又连忙劝说道。
“好了，澜生，你既然想拿总税务司开刀，恐怕已经有了主意，把你的主意说来听听！”
摆摆手，李子诚直截了当的说道，现在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再耽误下去了，必须要抢在实施关税自主之前，把安格联这个位置上拉下来，换上一个合适的人选。
“总理，现在海关有三个部门——税务部、海务部和三年前刚成立的工务部，海务部负责测探沿海和内陆的水道，操纵灯塔和灯船，修理浮标和指向标，维修港口和维持那里的治安。而工务部负责和修理海关的房屋和财产。但是，海关的中心当然是税务部。”
因为总理并不了解海关，在道出自己的建议时，陈澜生自然先向总理介绍一下海关。
“而海关税务部的人员分属三科：内班、外班和港务科，每个科又分成“洋员”和“华员”两部分。每个港口的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它由一名税务司领导，税务司又由一名副税务司和四个级别的助手协助工作，他们全由总税务司指派、提升、分配和调离，总税务司仅向税务处通报各项任命。”
陈澜生作着介绍，李子诚只是奉着一双耳朵，对海关的不了解，使得他只能听取介绍，然后根据他的介绍去分析他的办法能不能行的通。
“赫德曾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1864年备忘录中所表达的意图，大意是外国的税务司署“在它产生了一个取代它的、并同样诚实和有效率的本地行政机构时，将结束它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在他担任总税务司的时期，没有一个中国人当上即使是内班的最低级的帮办。他曾经一度想过，掌握一定程度英语说写能力的同文供事，可能最后被补充为那一级的帮办。这些人中有海关临时级别的海关学堂毕业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华业生，他们的中文教育可能是不够的；总之，这是作为理由反复提出的阻碍他们取得更高官职的一个缺陷。赫德还能引用北京高级官员反对提升这些供事的事实，由于他们的教会学校背景以及他们基本上是南方人，反对是不足为奇的。人数最多的是广东人，其次是江苏、浙江和福建人。他们通常在大港口通过税务司主持的考试而被录用，他们之被选用，除了英语能力外，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懂得几种方言。他们最初主要是口译或笔译人员，而到赫德去世之时，许多人正在干和外国帮办相同的那种办公室工作。1908年税务学堂成立，终于提供了一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毕业生，从这些人以及最够格的供事中，安格联开始任命一批中国帮办。”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他肯定是想在人上动文章，从陈澜生提到的这个“华洋”起，李子诚便在心下暗自思索起来。
“……除去被视为精英的内班人员，只有少数几名中国帮办外，在税务部的外班包括881名外国人和3352名中国人。在全部490名负责人员——监察长、副监察长，他们是外班的行政官、验估员、验货员、检查长、副检查长、检查员和稽查员之中，除14名中国稽查员，他们检查进出港口船只的货物之外，都是外国人。英国国民又占支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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