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汇报，李子诚冷冷一笑，拍了拍自己的座椅的扶手：
“大总统打的好主意啊，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家独大了，蔡锷、徐树铮相互制衡，各师互不辖属，远征军到最后，还不是成了他的袁家军！主意倒是个好主意……”
此时那冷笑分明变成了冷嘲！
这个主意看似是个好主意，可袁世凯却忘了蔡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熟悉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在历史上，民国四年末，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过去，李子诚对此可谓是深信不疑，毕竟这是历史书上写的，但是直到身处这个时代之后，才发现历史上书写的并不是一定是真实的，很多都是后世根据需要自己“编写的历史”。
事实上，在民国建立之后，袁世凯即有心重整北洋，重建陆军，而在他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却是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而蔡锷在云南做都督，袁世凯同样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这样既可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又能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而蔡锷的心理与蒋方震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所以对此，也未加拒绝。
蔡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世凯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世凯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但北洋将领们不答应，即使袁世凯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作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而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而这一职务相当于后世的国家军委，无一不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如果只是软禁，袁世凯用得着把蔡锷吸收进核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吗？更何况，如果是软禁，其又岂能出入京津等地，袁蔡关系并非后世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更非软禁的关系。
袁世凯想用蔡锷，但阻力太多，两样他对蔡锷也不甚放心，而现在，他用其当远征军司令，未尝不是给他铺路，蔡锷掌军毫无私心，这正投袁世凯之愿，而未偿又不符合自己之愿，远征军掌握在蔡锷手中，总好过掌握在其它人手中，至少他是一个心系国家之人！
而李四勤又汇报道：
“我看蔡锷就是大总统手里的一根刺，往北洋身上捅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如这一任命下达后，徐树铮很有可能和蔡锷发生冲突，我担心，会不会因此影响到远征军作战！”
听到这，李子诚沉吟片刻：
“把韩武给我找来！”
因为远征军即将派出的原因，韩武已经从江苏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上去职，而且改任京城，进入陆军部的远征军筹备处任副处长，按照徐树铮的“通气”，在远征军职务上，如“国务院”支持其任总司令，那么陆军部就支持韩武任参谋长，现在看来……
半个多钟头后，韩武跟随张一麟进来了，在进入这间小会议室后，他首先朝坐在沙发上的总理行了个军礼：
“总理！”
对于自己人，李子诚则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特勤局，刚刚得到一份情报，蔡锷可能出任远征军司令！”
听到蔡锷有可能出任远征军司令，韩武微微一愣，随后答道：
“职对其并不甚了解，但据说他二十二岁便在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士宫三杰。回国后历任江西、湖南军事学堂教官，后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陆军小学总办，混成协统，训练军队很有一套，广西巡抚张鸣岐、云贵总督李经羲都很器重他。又听说蔡都督事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扣军响，不图享受，在西南新军中很有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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