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话说得袁世凯身上的血热了起来。多少年来，他从来没有听到如此贴心知己的话。这会他很想将双手伸过去，紧紧地抱住这位幕府僚友，但他已没有这个气力了，而在他提到李致远时。袁世凯却是插话打断他说道。
“致远，是个人才！”
“是的，致远是人才，可致远能其事，皆因大总统所开之局，当年大总统所做的事。皆非中国传统治国术中所夫的，中国现代之事，皆兴于大总统、源于大总统，大总统之功，岂是致远所能想比。”
这倒不是梁士诒为安慰袁世凯而言，其所言皆为事实，当年《纽约时报》放入书架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而袁世凯的地方“新政”，无疑是整个清末新政中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命他提交改革方案，随后袁递上一份13000字的改革建议，分为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主张学习外国、变更旧法，并提出具体的变法策略，比如理财9条，包括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振商务、修铁路、开矿藏、办邮政、造机器、饬厘税等。“储才”中的设立馆院，与维新变法所开办的京师大学堂相类似。
袁世凯虽然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施。这一切直到十五年前，他一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积极推行地方新政，使直隶地区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其推动创立官办、官督商办经济机构和新式经济社团，在他的支持下，天津成为整个华北的金融中心和商贸集散中心，大大促进了华北地区现代生产体系的形成。其又在直隶推行地方宪政运动，以日本官治、自治相结合为蓝本，可以说是他日中国实施宪政之先声。
而后来，在入枢后，袁世凯又想把地方宪政运动升级为中央立宪，更加艰难而充满风险，而这正是导致其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的诱因之一，若没有袁世凯十余年如一日推动新政，即便是以李致远之能，其又岂能成今日之就？
“这么多年，事，是办了不了，但是大都费力不讨好，有很多人在骂我。”
话及此，袁世凯非常难得的的神情又显得沮丧起来。看着老幕主先是沮丧，随后却又是面无表情，如一段朽木似的呆痴之态，梁士诒却是为刚才这番直言后悔起来。
“大总统……”
“没什么！”
打起精神说，袁世凯却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时人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笑我、量我，只显时人眼光之短浅，我袁项城，上不负国家，下不负黎民！”
一番自语之后，袁世凯那张病态的脸上却是浮现些许精神来，似乎这时他又回复了那个不为外界所动的袁项城来。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梁士诒勉强安慰道。
他的话给袁世凯以鼓励，原本有些抑郁的心情开朗了许多，他看着梁士诒说道。
“时人不解我项城之心，他日世人必解项城之意。”
说到这，袁世凯却掰着指头说道。
“不过时人之中懂我之人，也就只有一个李致远啊……”
提到曾与李致远多次商谈国事之景，袁世凯脸上现出难得的一丝笑容，无论府院如何暗潮涌动，他李致远都是体会自己苦心的，虽说，他从未像梁士诒说的这么真白，可袁世凯却知道，李致远能看出来，他今日所做正像是当年自己接过中堂之手，以新政继以洋务一般。
“到底，还有一个人懂我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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