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或者在他看来，个人荣辱在人道天堂面前无足重轻。以“天”为主的神权治政宗旨，它贯穿了尧、舜、夏、商时期；而儒家以“德”为特征的德治宗旨，在夏、商时期，德与治尚未结合，到周初才开始合二为一，并形成“敬德保民”宗旨。在《虞夏书》和《商书》篇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对神秘莫测的“天”由衷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惶恐。无论帝王还是臣民，一说到“天”，即肃然起敬、尊崇顶礼。在《尚书》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为有意志人格的“神”，和上天、上苍、上帝、天帝之意相同。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还有好恶之能。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宗旨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当天眷顾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当天抛弃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必须迎合天意才能生存。人，当然更是如此。《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节气历法、按时播种，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王朝秩序、伦常次序、尊卑等级之礼，官员的任命以及对人犯的惩罚，也都是上天的旨意。“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所谓《皋陶谟》随着王朝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的宗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权宗旨”，开始出现了动摇。在商汤灭夏时，即有人提出质疑：“依天命而言，商汤怎么能以武力灭夏呢？夏不是受命于天吗？天命不是永恒的吗？”于是，商代重臣伊尹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首先提出了“天难谌，命无常”所谓《咸有一德》的严肃而尖锐命题。商末周初，王朝动荡不安，人民饥寒交迫，原来的统治方式和统治宗旨受到了极大冲击。《微子之命》中说：“小民方兴，相与为敌仇。”民众不再坐以待毙，相继发起斗争。而且“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人们偷吃了祭品，按说是要遭受天灾的，但却平安无事。明显表达出对天命论的蔑视。可见，天命宗旨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丧失了。商朝的灭亡，为天命宗旨的破产划了一道界线。帝乙之子帝辛，即商纣王，自诩“有命在天”，不听士大夫谏阻，提拔寒门，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一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自己逃到鹿台的下场。周朝的上位者接受上述教训，认为“只事天而不应民”，不适应王朝发展的需要。要想治理好国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保民”的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认和拥护。因为“德”与“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则就会像纣王一样由受命转化为坠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所谓《蔡仲之命》《尚书》中对“德”的要求，大致可分为有三种：一是保民、养民。《大禹谟》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治政完善就是德，治政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盘庚下》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上位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上位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所谓《皋陶谟》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王朝稳定，更好统治。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大禹谟》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作了君主。《皋陶谟》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所谓《咸有一德》还要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所谓《君陈》同时，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所谓《旅獒》三是用贤。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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