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君为书——《谒余杭先生纪语》相示，录之如左：
民国二十年夏，谒余杭章先生沪寓，先生论文曰：“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或问及吴稚晖之作，曰：“吴稚晖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次论佛法云：“佛法能否转移人心，尚待商兑，盖语其高眇，实非众生所能与（并谓：“尝持此语印光，印光谓：因果之说，固愚夫愚妇所与知，不难普渡众生，然非所语于晚近科学渐明之时也。”），语其浅近，如因果之说，往往不验，又非智士所能信，即当时治法相宗既精且博如欧阳竟无者，犹负气特甚，亦未能出家，习气终难尽绝，疑此尚未足易世也。”至诚曾以书达欧阳大师，意在激成两大师之雄辩，极论佛儒修短，当不减会稽斋头，一议一难，莫不厌心⑽瑁快何如之。欧阳大师竟以“四不答”置之。迭函相渎，答书有“孙至诚太笨”之斥。
民国廿四年秋，谒于苏寓，纪述如次：
论某公好奇，曰：“学说之奇袤，至今日而极，坊表后进者，惟有视以正轨，岂容教猱升木，如涂涂附？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以大禹为非人类，以尧舜为无其人，怪诞如此，莫可究诘。彼固曰有佐证在，要所谓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绝学丧文，将使人忘其种姓，其祸烈于秦皇焚书矣。好奇之弊，可胜慨哉！”答问《章氏丛书》，续编未收文录之故，曰：“近所论列，经往以时忌不便布之。而近年多为碑版文字，又迹近谀墓，故未付刊。”
又书轶事数则云：
袁世凯禁之都门时，先生愤甚，于几案旁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击之数四。又尝书“死耳”二字为横帔赠人。民国四年书“明年祖龙死”，袁氏果以次年卒，始得释。可云巧合。初山东某氏，曾隶民党籍，自请监视先生，实阴相护持，事之颇谨，暇辄求为作字撰文，更以其先人传志请。先生曰：“尔非袁世凯门下小走狗耶？”曰：“唯。”曰：“自知者明，甚善，当为尔翁作佳传以传之。”然先生后论及袁氏曰：“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后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
孙岳初隶民党，后附曹锟，以事南下，因谒先生沪寓小楼。刺入，先生持杖迓之楼门。孙上，乃迎击之，曰：“何物孙岳，亦北洋派鹰犬耳，何面目来此相见！”孙狼狈下；追击之，骂不止云。（孙后竟倒曹）先生严气正性，嫉恶尤甚，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晚年于所不善则不见，或见亦不数语，不复谩骂，此盖涵养日深之徵；而汤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
先生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晚年趋重平实，与前稍异，庶几“从心不逾”者已。
曹亚伯尝以所作《民国开创史》就正，并求书联。先生曰：“稍缓当好为撰句以应。”曹索甚亟，曰：“无已，惟有以杜句移赠。”乃书“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fēng_liú今尚存”二语。见者叹其工切。其敏捷如此。
当其被袁世凯拘留，有上世凯一书，颇极笑骂之能事，文尤诙谐可喜，并及考文苑事则其志也。兹附缀录之：
前上一书，未见答覆。迩者宪兵虽解，据副司令陆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强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议公者，岂惟一人？舆论纵不振于中士，若外人之烦言何！炳麟本以共和党独立来相辅助，亦傥至而相行耳，而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偏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嗣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属有武汉人士，招往讲学，北方亦有一二人耸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气光融，当江汉合流之地，不欲羁滞幽燕也。必欲蔑弃约法，制人迁居，知大总统恪其宪典，必不为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与朋辈优游谑浪，炳麟亦不能为也。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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