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它们（种种情感）就不能确定“我”，没有“我”他们又无从显现。我和它们是近似的，然而不知道这一切是受什么力量的驱使。仿佛在冥冥中有一个主宰，却又寻不到它的征兆。可以从它的作用上得到信验；不能看见它的形体，因为它是没有具体形态的真正存在。
庄子提出了一个难题，“先有‘我’还是先有‘情感’”。但无论如何，“我”是存在的，但“我”迷惑于情感中，所以“我”的背后必定还有个主宰。庄子关于“我”与“情感”的结论无疑非常近似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思想。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又以“我在怀疑”推导出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这同庄子的推论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世界”因“本原”而存在，但没有“世界”又怎么确定“本原”的存在呢？没有“世界”的“有”，“本原”的“无”只会是“纯粹的虚无”而不是“辩证的虚无”。
庄子论述到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是受到局限，无可奈何地奔波于事物中而不能看到本质与归宿，他感叹：人生在世，本来就像这样无知吗？因为个人是无知的，所以如果依照自己的成见作为判断的标准，那么谁没有一个标准呢？那些善于辩论的人议论纷纷又不能有定论，他们说了不就等于没说吗？
庄子认为与其在辩论中肯定对方所否定的东西同时非难对方所肯定的东西，不如用诚恳的心去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从而得到真知。庄子接下来述说他独特的哲理：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
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世上万物无不存在着自身对立的那一面，也无不存在自身对立的这一面。事物的对立两面是相互依寸的，互为原因的。虽然是这样，任何事物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刚肯定就转向否定，刚肯定就转向否定。是非是变化无定的。所以圣人超脱了是非之论，知道“是非”、
“彼此”相对却又没本质的区别，于是顺其自然。这就是那，那就是这。“这”有它的内部对立，“那”也有它的内部对立。事物真的是相分别吗？还是没有分别？如果能够明白对立面的统一，便抓住了“道”的关键。然后就可以了解一切事物的变化。事物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重要的是明白“道”。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超越问题”。
是非是虚幻的，庄子继续说明：分开一物也就是创造数物，创造一物也必然毁灭数物，成就是毁、毁就是成。可见成毁都只是现象，万物是通而为一的。人如果明白事物通而为一的道理，就不会成见于表面的东西。
庄子还讲到一个“朝三暮四”的故事。养猴人早上给猴三升粟晚给四升，猴不满意，养猴人改为早四晚上，猴子就高兴了。都是一样的东西，方式改变了造成不同的效果，人有时不是也会这样吗？
庄子说，以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可以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手指是天地的一部分，马也是万物之一，依此类推可以把天地比作一个手指，万物比作一匹马，那么天地万物又有什么是非呢？有人说，庄子反对辩论，但庄子本身就是一个诡辩家，但用庄子解释那是因为言语不能避免而已。
如古时的人已经设想宇宙初始的时候未有什么具体的事物，庄子说：宇宙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却没有开端，导致这个开始的原因也不能设想。宇宙之初的形态有实有，也有虚无缥缈，两者仿佛没有区别，甚至都是“无”。突然间产生了“有”和“我”，却不知道“有”与“无”谁是真正的“有”，谁是真正的“无”。宇宙如此，言语不也一样吗？我刚刚说了这些，是说了还是没说？
为了证明辩论之害，庄子说：万物有大小、长短等分别，那是一形体而论的，用一定的标准。若以性质而论，就没有大小、长短等区别了。事物要说开是非常复杂的，如道本无，但是非之人对它言论就成了“一”，这言论又产生相对的言论就成“二”，于是辩论起来成了“三”。如此类推，往前则是无法计算的。
为了更清楚解说拘泥于形体就背离大道，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无为说，他说：大道是不可以名称的，雄辩者不会以言论使人屈服，至仁义的人的仁爱是无心而发的，最廉洁的人的廉洁无迹可寻而无需表示谦让，最勇敢的人无伤人之心。因为可以说出来的道并非那恒常的道，可以言论的辩不是最高的辩，固守一处的仁不是全仁，有形迹的廉就不是真廉，用于争斗的勇不能成为勇。
庄子深知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人不应该说乱他不知道的东西，并认为这是知的极点。我们自然想起孔子也有类似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为谁能知道一切呢？所以人不应该辩论。假若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并不说明你对。我胜了你，也不说明我对。我俩谁对谁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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