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他父母经常叫我去他家帮王小柱补习功课。说真的，王小柱打架还行学习真不行，无论怎么帮他，他就是那个不死不活的成绩了。
“补什么呀！你学习好最后还不是接老人的班？又能比我强哪去？你要是和我一个班，都不如考试的时候给我传张纸条！”这是王小柱的原话，很不幸真的被他说中了。
有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最好的组合是能互补，各有各的强项能帮助对方，各有各的弱点需要对方来弥补。因为这些原因，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铁，终于定格在了死党的程度。
可惜王小柱没有考上大学，他最后读的是矿区开办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学校其实就是给煤矿系统的子弟一个出路而已，混到毕业接起班来能理直气壮，不被人家说没文凭也能有工作的闲话。
等我从大学回来接班的时候，王小柱早就在矿监局上了两年班了，还混了个监察二队副队长的初级职位，成了我的上级。对王小柱的仕途升迁我完全没有任何意见，不会有因为自己读了大学还不如别人的嫉妒心理。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和王小柱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我也知道在这个行当里，只有文化是不行的。安检员没事的时候真是清闲，一旦有起事来，每天都要和恶劣的环境打交道，那种辛苦不是坐办公室的人能想象的出来。
而且安检员面对的主要对象，基本都是半文盲的矿工们（这绝不是歧视，因为很多矿工确实没有文化，但他们在井下的工作做得相当棒，只是工作和我不同吧），他们别的不服，就服能打架讲义气的家伙。文绉绉的人在矿区是吃不开的，也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当然，又有文化又会打架的人最吃香，但那要求就有点严苛了，也不太切合实际。
所以我一回来，立刻和王小柱又恢复了那种互补的状态。虽说在工作上我是他的下级，可我们没事就混在一起，也不分上班下班，好的就差穿一条裤子了。
王小柱知道我干体力活有点难度，这方面特别的照顾我，他能做主的时候尽量给我些文案工作，即使必须要干的活大多也都由他代办了，所以我下井的次数很少。我呢，还像以前一样，王小柱有什么报告之类的要写，我是义无反顾的提笔代劳，解决了他的一大烦恼。
那个时候年轻，日子过得快，整天嘻嘻哈哈的没什么烦恼，待遇水平相比其他行业又高出不少，自己赚钱自己花，倒也潇洒自在。
可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事情都不会如此十全十美。
我们的烦恼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就是找对象还是个“难”字。本来干我们这一行的女性就少的可怜，绝大多数还都是大妈级别的人物，同年龄的寥若晨星，基本见不到的。
要说在行业之外，我还是认识不少合适的女孩子能追求的（王小柱认识的更多），除此之外还有找人介绍这条路，可人家女孩子一听说我是干煤矿的，虽然是做行政工作但时不时的也要钻黑窟窿，立马摆明态度，做朋友可以做恋人免谈，翻脸那叫比翻书还快。这也难怪，下井就有危险，待遇高也弥补不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消耗，谁不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所以别看我和王小柱整天混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吃有喝，其实喝多了之后也经常互诉衷肠，互相给对方加油打气。车轱辘话反过来倒过去的说，无非就是大丈夫何患无妻那一套。说完之后心里也发虚，担心自己真的会和父亲一样年近四十还娶不上媳妇。
这样的日子一转眼过了三四年，王小柱仕途再上一层楼，当上了监察二队的队长。我还是老样子，工作上没什么起色。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依着我的性格就不适合当官，对上不会溜须拍马对下又拉不下脸子，空有一张大学文凭根本于事无补。
不过王小柱升了官，反而照顾不了我了，从这一年开始我也要经常去多个煤矿进行安全检查。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照顾，而是整个矿区的安全形势突然紧张了起来，人手不够用。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苏关系在那几年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闹起了矛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化。
这种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我国的西部，尤其是边境地区，当时的情况远没有像现在这么稳定。打个比方说，为了防范对方可能发动的突袭，一到晚上，所有的西部地区就会陷入一片黑暗。
这不仅是因为电力供应紧张，也是一种战备状态，上级领导担心亮灯会给对方的轰炸机指示目标，所以才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躺在漆黑家里的床上，听着外面马路上的轰鸣声入睡的。
那是一辆又一辆军车不停的往各个战略要地开去，这些军车的数量之多，很多时候一过就是一夜。车上往往拉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者是一些战备物资。
和地区不准开灯的命令一样，这些军车的车灯也不允许打开，完全是凭借着经验和听声辫位才能顺利前进。在西部山区蜿蜒的山路上行进，这样做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事故。
我就经常听说某某地方，又有几辆军车栽进深沟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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