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大山里的野鹊扁，在冬天来临的时候气温低至零下十几度，学校也没有什么供暖设施，于是为了抵抗冬天的严寒，便产生了“火盆”。拿废旧的洋瓷盆子，再边上打上三个距离匀称的眼儿，拿铁丝串起来，铁丝的另一端捆扎在一起，一个简单的火盆便做好了。成了当时上学取暖的唯一措施。
早上五点多起来生火，青冈柴劈成的柴火特别容易燃烧，关系好的便都聚在一起，搭伙取暖，拿上自家的柴火，点燃了抬着去学校，整个教室里面八九个火盆，整个教室都是暖烘烘的。早上去的时候带上家里的馍，等火盆里的柴火燃尽只剩下火炭时，把冻得硬邦邦的馍拿到火炭上一放，烤出一层层金黄色的美食，如果能再有一小包方便面里的调味包，撒在上面就更加美味了。
时光便在这样清贫而又充实的生活当中度过，在冬天下雪之后，课间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泥雪球，用手捧一块雪利用手中的热量把它揉成一个圆球，雪的中间再放两颗小石子，在山坡的断崖上刮一些细土下来，一层一层的撒在手中的雪球上，动作一定得小心翼翼，中间雪球化成的水会湿透撒在上面的土，会使土一直沾到上面。所以要不停的撒土，一直到土的厚度大概有半公分左右为止，找根很细的小树枝在泥好的雪球上轻轻的捅一个小洞，让里面融化的雪水流出来，一个雪球便做好了，轻轻晃动，还能听到很清脆的响声，特别好听。仔细想想真是一件很好的玩具，而且没有一定的经验，一般人还真没那个耐心做出来，最早的记忆便这样消失的毫无踪迹，好像落入水中的树叶一般，刹那间已经消失不见，没有一丝一毫能让人觉着美好的事情值得回忆。只有心中深埋的一丝屈辱和一种病态的自尊心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我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荣光小学由于经济和体制的原因，取消了五年级整个班级，所以四年级上完之后便要到镇里去读五年级，那时候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要读书，挨饿受冻不说，还要从家里本来不多的生活费中硬挤出来一部分当做学费，其实那时候大人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读书，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种应尽的义务。至于能不能考上大学，那只能看老天爷的安排。就像八斤他爷说的“念撒书哩，还不如回来雾地来，书念的再多，也顶不上一碗翻米面节节”。直到现在对于这句话都记忆犹新，倒不是觉着说的多么有道理，只是对于农村人思想的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感，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里，刚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也没有在三年饥荒的影响当中恢复过来，能吃饱穿暖，再娶个能干踏实的媳妇生上几个娃，便是天大的好事，还敢再去奢求别的什么。
隔壁村的李老三，一天书都没读过，可是种的一手好地，喂的一手好牛，大字不识一个，却也盖起了一砖到顶的五间大瓦房，每顿饭都有白面馍馍，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前几年攒了钱，娶了媳妇，现在娃都生了四个了。你说你还念撒书哩？八斤他爷说完便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我。
直到现在我都能依稀想起八斤他爷说过的话，早在前几年我在西安干活的时候，八斤他爷就去世了，去年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八斤，他正在往牛槽里铡刀铡的很碎的玉米杆子上撒尿，他说牛最喜欢喝人的尿，因为里面有盐，拿尿拌的牛料牛最喜欢吃了，我一直以来对于他的这种方法都保留着意见，如果牛知道八斤给它喝的是尿的话，很可能会一脚把他踹到牛槽里去。可能八斤是受了他爷的影响也没有读过一天的书，十八岁便娶了下河湾的一个女子为妻，村里人张罗着帮忙办了婚礼，八斤他爷去世的两天后，八斤他女人就生下一个大胖小子来，我当时还在想，如果八斤他爷能晚几天死去的话，就能看到他的重孙了，有人说八斤的儿子就是八斤爷转世投胎的，要不然在时间上怎么会那么巧，当然我是不会相信这些流言的。
再次去八斤家的时候，我看到了八斤的儿子，名字是八斤拿着十个鸡蛋去老地主张德才那里换来的，叫富贵，李富贵。八斤家几代都是穷人，就想着给儿子取这么个名字，希望他以后能大富大贵，光耀门楣。
我去的时候富贵正在帮他“大”往地里挑粪，他双手拽住稀粪桶子的边儿，八斤正拿着稀粪勺往里面舀，富贵穿着一件老式海林厂工人的衣服，宽大的衣服一直延伸到他的膝盖，使瘦小的身子愈发显得单薄，头发上懒洋洋的扒着几根枯草，一对大眼睛滴溜溜的乱转，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的捣蛋鬼。虽然八斤年龄比我大上那么几岁，但是按照老辈分来说，他还得管我叫叔，富贵得管我叫爷，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辈分，只是觉着对于这样差距大的辈分有着很大的成见，我到希望富贵管我叫叔。
我虽然这样想，但显然没读过书的八斤对于这些是极为看重的，我一进院子，富贵就看见我了。高兴的说道：“爷”你撒时节回来带？说完便一脸开心的看着我。我从兜里掏出十块钱，让他到铺子去买两瓶金红川来，小时候富贵是我唯一玩得最好的伙伴，从小到大关系一直都不错，因为他一直没出去打工，而是一直在家，而我则选择去了副业队搞副业，有的时候我到很羡慕他，能一直在家，不用在外面漂泊，不知道的人以为去了大城市有多好，其实就算是大城市，也是大城市最偏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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