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后，张献忠的藏宝仍然没有被找到，就有人猜测藏宝地点还待寻找。有一本书中写到，大西皇帝张献忠宝藏之巨，名列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张献忠后人逃至海外，在印度洋上建立国王岛、酋长国，几百年来一直没停止过寻宝的行动。藏宝之地可能在虎跳涧大峡谷、死亡湖、天洞、地下暗河……这不过是作者根据传说写的小说，自然不必当真。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起事。当时起义军大都以流窜劫掠为目的，故被骂为“流贼”。他们每到一地，以严酷刑法逼迫官宦富商乃至普通平民交银，叫做“输银助饷”。崇祯十六年(1643年)5月底，张献忠攻克武昌，把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毙。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记载，仅在武昌一处，张献忠“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张献忠1644年9月9日攻进成都建大西国，更把全川财富劫掠归己，劫掠对象由皇室官绅很快发展到普通百姓。清人刘景伯在《蜀龟鉴》中说得很清楚：“饬各州郡籍境内富民大贾，勒输万金，少亦数千金，事毕仍杀之。从古大盗贪酷未有如闯、献之甚者也!”刘景伯认为李自成、张献忠这种杀人劫掠的做法空前绝后，毫无天理、人道。
张献忠高度垄断掠夺来的财富。据《蜀记》载：“又传令(部下)不许私藏金银，如有私藏至一两者，全家斩，有藏至十两者，本犯剥皮，全家斩首!”
所以，张献忠在16年杀伐岁月中，掠夺占有的财富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张献忠建立大西国后约一年时间政权相对稳固，他梦想“一统天下”，决不会忙着去“挖地窖”藏宝。
当时，蜀王朱姓宗室多逃往灌县，青城山成为与大西国抗衡的重要根据地，至今犹存的复仇谷、跑马坪、旗杆石、礁窝坪等激战地都说明了这一点。川西松潘一带，南明副将朱化龙手下有羌、藏族组成的“番兵”，勇不可当。大西军多次征剿皆大败，朱化龙牢固占据着川西北一方。
青城山当时属双方抢夺的前哨阵地，张献忠哪会傻到去“前线”藏宝?至于两千多年来，因为各种原因有人在这座名山上埋藏过金银，则是大有可能的。普照寺即使真因为挖了宝才得以修建，那也不会是张献忠的“藏宝”。
1645年之前，天全土司高跻泰及部将杨明之、徐汉卿等率军与大西军张能奇部激战，攻入芦山，杀了“大西国”派到芦山的县令李国杰。1645年后，原明朝参将曹勋、邛州举人刘道贞、南明川南巡抚范文光等人，占据雅州(今雅安，下辖芦山县)，在小关山屡败大西军。从此，大西军难以进到雅安附近。
同上述青城山不会有张献忠藏宝一个道理，张献忠在成都，又哪会历千难万险去几百里外的芦山县埋宝藏呢？
那么，张献忠会在彭山县江口一带“藏宝”吗？
张献忠一味靠“嗜杀”去“一统天下”，到顺治三年(1646年)5月后，已弄得川西平原田荒、民尽、粮绝……大西国已崩溃，连龟缩的成都也不能守了。6月下旬，大西军决定沿岷江向乐山转移。因为南明将领杨展在嘉定、峨眉一带“屯田”，还有食粮。张献忠的如意算盘是去攻占杨展的地盘，抢其饭碗。当时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记载：“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而彭遵泗在《蜀碧》中说：“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杨)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
离成都约150里的彭山县江口镇，是出成都的唯一水路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夏日阳光下，大西军战船近千艘，满载多年抢掠积蓄的金银财宝，顺江而下。在江口山弯处的岷江下游，突然战鼓“咚咚咚”响起，杀声震天。明将杨展早在下游严阵以待，准备水陆夹击。杨展自为前锋，令枪铳弩矢齐发。这时的大西军已不堪一击，风烈火猛，大西军船队被炮火击中焚烧。在凄厉厮杀声中，大西军许多船上装着金银的“木鞘”沉入江中。大西军船队忙调转船头落荒而逃，杨展夺取无数金银作为军费，从此更是兵强马壮。
1999年，成都及国内多家报纸纷纷以《张献忠千船沉银将露真容》等标题大爆新闻：“1999年4月22日，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xx先生宣称，经过他多年的考察论证，神秘的江口埋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有关方面称将“雷达大扫荡”勘探沉银。消息披露后引起广泛关注，香港某大公司还表示有意投资5000万元……后来却无下文。
其实，江口一带的“沉银”绝大多数已被杨展获取，各史书记载确凿。明末清初的文人费密在《荒书》中记载：“后渔人得之(指江中沉银)，杨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富)饶。”
据《彭山县志》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说，他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江中银子：“其色黑暗……曾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闹事、财政困难，咸丰皇帝命成都将军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访察，是否能知其处，设法捞掘，博采舆论，酌量筹办。”但空费心机，最终也没能找到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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