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澶渊之盟”，不得不说一说“熙宁增币”了。
辽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对手和威胁，但都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与汉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辽和西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游牧民族占有了农耕地区，统治区兼有游牧、农耕等多种生活方式，这必然使他们更深刻地受到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影响。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清醒地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地。
在富弼看来，辽和西夏强盛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们进入了农耕区，这些农耕区的汉族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西夏国建立后，富弼最早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并率军侵宋，不久富弼上书论事，在力主讨伐西夏的同时，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为声势，或者借助对方军队，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烦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须避免两面作战，那样的话，“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所以决“不可使至于此极也”，凡涉及辽、夏的外交活动，他都以此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
1042年，富弼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辽国大兵压境，与西夏形成掎角之势，大宋顿时危急。富弼受命奔走于辽宋之间，他的任务，是化解与辽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并尽量降低代价。他投入全部的身心从事这项工作，在那样的条件下，可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终商谈增加岁币数额的时候，谙熟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富弼，不动声色地把西夏“磨”了进去。
从效果看，富弼出使辽国十分成功。他透彻的分析，令辽兴宗打消了举兵南侵的念头，漫天的战争阴云消散。由于双方交涉深入务实，和约订立后，产生了很强的约束力。数十年后，苏轼所撰《富郑公神道碑》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增币二十万”，这是当时双方谈判的结果。与澶渊之盟一样，这次“熙宁增币”历来也聚讼不已，花钱买和平，宋朝这一特有的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许永远是见仁见智的话题。
按照宋朝史料记载，在大致商量好这个价码后，富弼附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为后来很多事打下了伏笔。在签订盟约前，富弼和副使张茂实手拿两份国书、三份誓书，来跟负责接待的辽国大臣说话，辽大臣很奇怪:怎么用得了这么多份？富弼答道:我们是做了多手准备。联姻的事谈成的话，就需要以姻事盟誓；如果贵国能令西夏停战，那岁入金帛增20万，这需要一套国书、誓书；如果贵国不能约束西夏，那岁增10万，就是另一套文件了。所以我们准备了国书二，誓书三。
这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将法。双方已基本谈好价码，再拦腰砍一刀，20万减成10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富弼附带的这个条件，在辽兴宗看来根本不算个事，哪里值得了10万？
党项首领元昊的家族与辽世代联姻，以此结成同盟关系。辽国强大，党项较弱，因此辽国一向占有主导地位。元昊建立西夏后，与大宋交战不已，更要仰仗辽国，在辽兴宗面前装孙子，献贡献宝。因此，说到约束西夏，兴宗自感小事一桩，不假思索就与宋朝订立了盟约。
但辽兴宗对三角关系微妙性的了解，元昊装孙子，献贡献宝，都是为了利用辽国力量，与之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宋朝。如今西夏与宋朝掐得死去活来，损失极为惨重，好处还没捞着；而辽国利用这个机会捞了一大笔好处，并单方面与宋订立和约，把盟友西夏撂在一边不管。元昊正气不打一处来，辽兴宗派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前往西夏，谕令元昊与宋讲和。元昊满腔怒火爆发，怒斥辽国使者，两国从此交恶。
辽国境内有不少党项部族，两国友好时，这不是什么问题。当元昊对辽国满腹怨言，无处发泄时，就开始招诱这些部落归降，辽夏边境失去了平静，小骚扰、小冲突不断。辽国为此筑了威塞城镇守边疆。辽夏同盟关系破裂，双边关系不断激化，潜藏着更大的冲突。
宋辽和谈成功四五个月后，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请和。有人认为，是连年战争让西夏撑不住了，损失惨重、国力衰弱，无力支持下去。但宋夏打了三四年都没有停战迹象，偏偏在宋辽和谈后不久请和，说明三国关系微妙的变化，对西夏有着更深刻的影响。
不久，富弼出任枢密副使，在外交事务上发挥了更大作用。他对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对外交事务的恰当处理，使宋与辽、与西夏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也使宋在三国关系中占到主动地位。
枢密副使的职位，是皇帝派人反复说服富弼接受的。这个职位级别高，地位重要，别人想都想不来，但富弼却拒绝了多次。
出使辽国之前，富弼就曾辞谢提拔。和谈成功后，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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