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一》的问题。
模型一，骑兵队列的参数用的是《六韬》里的记载，而步兵射击阵型用了明朝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有人据此就认为我用资料有毛病：朝代不同，又增加了火器，明显不精细。
我要明确地回答，这种看法是现代典型的文科生毛病：不懂如何分析，不知道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区别。尤其是搞历史研究的，纯粹是文字游戏，各行各业各学科的专业知识缺乏，又喜欢搞断代史，美其名曰“研究深、研究透”，其实是盲人摸象。
在《古代中国步骑对抗模型之一》里面其实我已经说过，现用的参数是现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所谓战国时的骑兵数据不能与契丹、金、女真、蒙古相比，纯粹是犯了简单比较的错误。因为即使有了马镫、更好的马鞍，也仅仅是骑兵更容易掌握马匹，使得骑兵队形可以更密而已。
那么，由此推导，也只能说骑兵的突击能力更强，所需要的接敌时间更短，使步兵能从容射击的时间更短。也就是说，这种历史的变化只是改变了结果的量，而没有改变结果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没有改变定性的问题。
同样，步兵射击阵型也是这个道理，戚继光时，虽然已经在弓箭中杂合用上了鸟铳等火器，但其发射频率很慢、火力密度也堪忧，还没有达到“排队枪毙”时的威力（虎尊炮等散弹虽多，但频率同样堪忧）。西方军事史研究者杜普伊给出了兵器的“理论杀伤力指数”，根据兵器的射程，发射速率，精度，可靠性等，总结出来当时各种，弓弩和火枪的理论杀伤力指数如下：
长弓：36
十字弓：33
火绳枪（16世纪）：10
17世纪滑膛枪：19
18世纪燧发枪：43
而火绳枪时代，由于点燃的火绳会火星烧到旁边的火绳枪上等问题，火绳枪手的横向间距常常在0.8米以上（燧发枪时代可以降到22英寸，即55厘米强）。这个间距，与通常弓手的横向间距相等或稍大。戚继光的阵型中，一丈的12人小队正面，通常一次是两只鸟铳齐射，也就是一支火绳枪/1.6米（明朝营造尺一丈3.2米）；弓箭少的三人，多的五人，也就是说最密一箭/0.64米。
所以，综上所述，即使戚继光引入了鸟铳，火力密度也没有相比纯弓弩时代有明显提高。鸟铳真正有的优势，戚继光说的很清楚，命中、破甲、击远，这是建立在明朝兵源堪忧、弓弩手不给力、鞑虏铁甲坚固的基础上的。
所以，对我的模型一妄加轻视的人，我也同样对他嗤之以鼻。
二、明末后金兵军事素养和明军比较的问题。
这几年的皇汉党和粉清党同样可笑。
（1）后金兵用盾车，或者说明朝称的战车，比明军还精，车、步、骑协同玩得很熟。关于后金和明用战车的历史，有一部论文集合得够详细，就是台湾一个博士的《明代战车研究》。
徐光启的《略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天启元年七月）里把后金用盾车野战的事说的很清楚：
“如近攻辽阳东门，贼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已。”
你不要说城门前的野战就不是野战啊。徐光启在后面紧接着就预测了：
“贼今野战亦不用弓矢远射，骑兵冲突，必置小大火器于前行，抬营而来，度不中不发，如辽阳之法用之。臣不知今之言战者，又将何以应之？”
事实也是，后金的车炮步骑协同越来越强，在围大凌河阻援时，骑兵、盾车兵联合攻破了张春。后来孔有德等人投降后金后，野战、攻城用大炮更纯熟，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明军。
说道戚继光、俞大猷，我还没见有人比我更懂的，《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十九·戚继光·辨請兵
【調南兵用車戰】》：
“或謂車戰宜平原。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列不能成，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為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為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于險，而為拘方之器？此五變也。”
无论是俞大猷的《兵略对》、《大同镇兵车操法》、京营操法，还是戚继光的《练兵实纪》都是有野战各种地形的战法的，所谓车营利平原，只是说最适合，不是说只能够在平原使用。
（2）明末战场上的侦查战
最近又看到集体编造《窃明》的公公和白痴窃明粉在炒“己巳之变”蓟州的事，我只选熊廷弼的一文来说明，当时明与后金战场上侦察兵的较量到了何种地步，明朝探马、夜不收处于什么地位。
《皇明经世文编·熊廷弼》与监事道高参政【战守十策】：
“贼之扑我拨夜也、或数人、或十数人、或数十人、或百千人、举无遗着、诸镇将见此、岂不心寒、岂不面頳、屡属令照贼算我拨者还算贼拨竟不见行。顷又许以中千把能扑贼拨数十人者。即升将官。即加总兵官。悬赏如此。而亦未见应也岂谓擒贼须擒王而不屑于此辈耶。断贼耳目开我耳目关系甚大。幸语两帅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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