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这个充斥着时尚的社会中，“育红班”这种老土地叫法还存不存在。反正，1994年的夏季，这三个字是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家庭中频繁被提及的一个话题。它无所谓好坏，却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道分水岭，它的存在奠定了我整个小学时期作为一个差生的坚实基础，甚至波及到了我升入初中后的生活。
育红班也叫学前班，我们五岁时幼儿园大班毕业，七岁入学，中间这一年的“真空期”，大多数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育红班中进行学习，好为即将到来的小学学习打下基础，小学一年级所学的很多知识都是在育红班中已经教授过的。孩子去哪所育红班，完全取决于他会进入哪所小学，每个小学都会设立育红班。那时不像现在，就近入学，很多小学都不受地方教育局管辖，而是像单位宿舍一样是由某单位出资建成的。铁路子弟成千上万，于是铁x小是当时j市最普遍的小学名称，从铁一一直能排到铁十八小。所以，某个父母是铁路职工的孩子可能住的距离某地方小学很近，但是他没法入学，他要去上的是离他家最近的铁路小学。我就面临这种情况，还好，我就读的小学铁四小，又称韵文中学，离我家只有不到三分钟的路程。而我要进入的，则是韵文中学下属的育红班。幼儿园这种无忧无虑，每天除了玩就是吃和睡的生活都差点把我给逼疯了，更别提育红班这种学习文化的地方了，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去上。本来以为会像原来那样，被我爸不由分说强行给我穿好衣服后用自行车把我带到育红班门口，在这件事上，我爸妈充分尊重了我的意见。
“小和，你想不想去上育红班？”我妈问。
“妈，我不想。”
“那如果冯静也去呢？”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下定了决心，“那我也不想去。但是，等她上完育红班后，我能和她一起玩儿一会儿吗？”
她就对我爸说：“小和不想去，别勉强他了，你看大磊家的孩子前年不也没去，现在不照样门门儿考一百？”
他们对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总之是从心里认为我是像大磊家孩子一样不用去育红班也能在学习上出类拔萃的天才，但事与愿违，他们第一次民主而非专政地征求了我的意见以失败告终。
不去上育红班我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孩子嘛，总有办法去消磨他们的童年时光。不像成年人，好像失去了工作，他们就连往哪儿坐都犯了愁。玩儿？他们也有玩儿烦了的时候，孩子可不一样，找盆自来水，都能津津有味地败坏一整天。
冯静在育红班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时，我正光着脚在泥巴地上疯跑。当她在努力学习汉语拼音时，我正口无遮拦地跟着比我大一些的坏孩子学骂街。当她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纪律这种东西需要严格遵守的时候，我在凳子上连五分钟都坐不住。由于搬到我妈单位宿舍一年，我没交到什么朋友，也就在童年的时光里落后了别人一大截。当我回来的时候，满大街的“彩色洋画”、“大大泡泡糖”、“日本漫画”、“小霸王游戏机”等早就进入了千家万户。我贪婪地玩着，每天约一群孩子“扇板儿”，“弹溜溜球”，“扮演奥特曼大战怪兽”，冯静贪婪地学着，学着一种叫知识的东西。
转眼，一年过去了。1995年8月，我跟着爸妈一起来到了韵文中学的招生处，同行的还有冯静一家。所有住在我们小区的铁路子弟都会进入这所学校，学校分为小学部与初中部，小学毕业后直升初中。校园不大，操场只有一圈200米的跑道，中间是几个掉了漆的篮球架，篮板是木头做的，时间久了，木头都有些糟了。篮球砸在上面，都能震下来一些木屑。北面和南面各有一座教学楼，北面的是小学部，南面则是初中生上课的地方。几颗梧桐树杂乱地排列在跑道周边的花坛附近，一到下午，就让人有种整个校园都暮气沉沉的感觉。
我们很轻松地就排上了队，几乎没怎么等。负责招生的是三个女老师，她们正襟危坐在一条被蹭的锃光瓦亮的长条板凳上，面前摆放着一张掉了漆的木桌，上面立着一张桌卡，粉红色的纸面印着三个黑体大字“招生处”。桌子前面正好是两把木椅，我和冯静坐了上去。冯静对着坐在中间的那位大方地叫了声“吴老师好”。
这个吴老师是冯静在育红班里的老师，听到冯静的问好，她立刻就喜笑颜开，“是冯静啊，这两位是你的爸爸妈妈吧？你们看看，也难怪了，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这个小男孩儿倒是第一次见，没上育红班？”
“对，老师，我们没让他上育红班。”我妈赶紧说道，“小和，快叫老师好。”
我无动于衷，没吱声。“这孩子，真不懂事，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妈在一边打圆场，气氛有些尴尬。其实，并不是我不懂礼貌，只是当时面对那种场景，懵了。直到现在，见了陌生的长辈，第一次问候他们的时候我总是会显得很笨拙，大概与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分不开的原因。
后来，几个老师又问了我和冯静一些问题，大多数的答案我都不知道，但冯静知道。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知识的魅力，觉得冯静很厉害，连一加三得几都能回答出来。而我，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最后，我们当场就得知了分班结果，我和冯静果然是有解不开的缘分，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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