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李小虎倒是没让我干活。我在他家吃了三顿饭，晚上就睡在磨房里。这让我长生了错觉。我还以为他们会这样养我几天呢。可是，我的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就是痴心妄想。
第二天早上三点半，我就被叫了起来。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把几百斤红薯干用粉碎机粉碎，然后过滤，沉淀出粉芡。
由于第一次干，许多东西又不太懂，那粉碎机又轰轰隆隆的震耳欲聋，李小虎不得不对我大声吆喝。可是，我是一个没起过早的人，第一次这么早起来，只觉得头重脚轻，干活压根就打不起精神。
虽如此，但是端人家碗，数人家管，只得硬着头皮忙完这忙那，忙完那忙这。那粉碎机把红薯干粉碎以后，经过过滤，沉淀出来的粉芡分别放在五个大缸中。
缸中的粉芡需要狠命的用棍子把它们搅匀，然后再沉淀，沉淀后再将淀粉上面的水舀出来换新水；换完新水后还要用力搅匀，然后再沉淀，再换新水。
这些重活原来是李小虎自己干，他老婆给他打下手。可是，我不是人家雇来的吗？于是，脏活，重活，累活全落在我肩上。我可是一个在家没出过重力的人，猛然之间干这么重的活，确确实实有些招架不住。
这些活干到九点钟就结束了。然后吃早饭。按说吃完早饭后李小虎本来可以让我睡一会，一来休息休息，二来补一补昨晚的觉。可他没有，他还让我帮他砸粉坨子和晒粉面。而他自己回家睡大觉。
我本来打算干一段时间，挣点车费，再买套新衣服回家的。可是，从早上三点半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钟才睡觉，我感觉太辛苦了。况且，工资又不高。
我甚至觉得，吃这样的苦，还不如在外流浪呢。所以，干了五天后，我就跟他说不想干了。他问我是不是感觉太累了。我说是。
可他说我要真走的话可以自己跟他老婆说。他说，如果我走了，他只有让他老婆给他打下手，而她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需要照顾。这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确实有点残酷。她该又在他面前唠叨了。
我说行。就找到他老婆说了要走的事。那女人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只给了我五块钱工钱。这有点违背了我的本意。
虽然刚来时李小虎和我谈过条件，但我想他很可能会因为同情而把工钱全部结给我。这样的话，我也许能回到家。可是，我又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只是心里这样想想，嘴上又不好意思说。
即便我想说，但一想起刚来时答应人家的条件，就只有把想说的话咽回肚里。按说李小虎当时那么缺人，我可以主动和他谈谈条件，然后继续在那里干下去。
我可以向他要求，九点下班吃完早饭后先睡上几个小时在干其它的活。可是，我却没有找他谈。一方面因为我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善也不想主动和人谈话；另一方面是我又想到了混票。
如果能混票，虽只有五块钱，我照样可以回家，何苦在这里看别人的脸色。
有了这些想法，我就没再提想留下，也没再提工钱的事。
还好，那李小虎老婆还让我在她家吃了早餐。吃完早餐后，我就拿上行李，离开小李庄村，向郑州火车站走去。
我在这里应该向读者谈谈我的行李。我其实在离家出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所以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我所带的只是一些能证明那篇《出墙红杏》是我写的一些写作提纲以及一些灵感的碎片，还有一本巴金的《家》。
可是，到现在为止，那本《家》也不知何时弄丢了。我那个绿色的薄布包里只剩下几本教案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碎纸片儿。当然有人要问，那你在人家家里就不换衣服吗？换是换，不过换的衣服也是人家李小虎的旧衣服，等自己的晒干了再还给人家。
那天离开他家时我又穿回了自己的衣服------也不算是自己的，那件米黄色的旧夹克可是预制场那个小混混的。
就这样，我依旧穿着那件小混混的旧夹克，手上提着那个装着小说提纲和灵感的布包，向郑州火车站走去。
走在路上我在想，这回混票可要混到南阳。以前在家时常听老人讲，南阳离家只有一百多里地，就是走着回去也快。
可是，到了郑州火车站，却没有直发南阳的车。而我又不知道哪趟车经过南阳。向车站的人打听，人们说没有车经过南阳，但有车经过信阳，属京广线。
“去信阳也行，”我想，“以前在家时听收音机里河南电台天气预报时，播音员老是喜欢这样说，南阳，信阳，驻马店三地区晴天有多云，或者怎么怎么，信阳离家肯定比郑州要近，不然天气预报怎么会把这三个地区往一块扯。
但是，我是想混票的，买到哪里才能到信阳呢。我刚开始没有看售票厅的班次，就向售票员要了一张去xx的票。她还没开始打票，我抬头一望，看见售票窗口的上面写着“新郑四元”四个字。
“说不定我要买的那个地方不到信阳，新郑才到呢。”想到此，我急忙改口道：“对不起，我不买去xx的票了，我要一张去新郑的票。”
“这样不行，我不能给你打票。你刚刚说好的去xx，怎么又要去新郑，是不是想混票？”售票员说到了我的心里，我嘴上哪里肯承认：“不是------，我本来要去xx看一个朋友，后来又想去新郑看另一个朋友。”
售票员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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