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的心目中中国人就永远都是没有胆量的，胆小如鼠的，在你们的设计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宁可使公司价值上千万的吊车冒着倾翻的危险，工人的生命受到了安全的威胁，也要等到你们拿出合理的施工方案才做出决策吗？好像你从来就不知道中国人也是有头脑的，也会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作出决定的，别说是拆下来的钢梁还能按原样恢复，即使再也恢复不了我们也不会冒险付出任何代价的。”付明本想用更加严厉的话来顶撞眼前的日本人，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在他的处事理念里凡事都是以和为贵。
在付明跟日本人说话的时候，李春生去了日本监理的办公室，他本想把加藤找出来跟这个日本人解释一下，但他并没有找到加藤，说加藤今天请假了。加藤请假倒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事儿，从跟加藤接触的几个月里李春生还没感觉到哪一天里没有见到加藤的。
好在加藤是一个办事细心的人，早已把那天割掉钢梁的施工方案做了出来，并且让主管设计的工程师签了名。今天来的日本人虽说是日本公司在新加坡的主管，因为割掉的钢梁日后还照样恢复上去，因此没有必要有他签字，因此人告诉他。没告诉他一来这只是施工中常见的小事儿，也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称道的好事儿。
加藤的施工方案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李春生跟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说了一声就把施工方案拿了出来给那个日本人看。那个日本人看了加藤的施工方案，一个劲的用日本话连连的说着对不起，这些简单的日本话付明和李春生还是听得懂的。在加藤的施工方案里明明白白的写着是日方的设计出现了错误，导致了dd公司在12月20日延误了导流罩的安装时间，赶上了那天的大雨。
日本主管其实是对自己不问青红皂白，到了现场对于中dd公司无视日本公司的设备感到恼火而抱歉。电站设备到了今天已经算不得是高科技的东西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已经都能加工制造这些设备了。新加坡裕廊岛电厂大多数的设备都是来自中国的电站设备制造公司。锅炉的汽包是印度制造的。日本人没有必要因为大多数国家都能生产制造的设备而显得牛气冲天的。
倒是今天的加藤没有来上班让李春生感到好奇。李春生是大连人，他还知道加藤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也是大连人，一定意义上说加藤身上也流着大连人的血液。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加藤是一个做事谨慎，为人谦和，符合李春生的脾气秉性。李春生是dd公司的工程部长，加藤是日本监理，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打交道。加藤给李春生的印象是一个恪守时间的人，他约定五分钟在办公室见面绝对不会让你多等一分钟。跟这样讲信用的人办事会带来很大的方便的。
李春生从锅炉上下来很想找个理由到日本监理的办公室问问今天为什么没有见到加藤。又觉得这样好像是在打探人家隐私的嫌疑，也就作罢了。
加藤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是八点，不管现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加藤也绝不会提早上班的，最多也就提前五分钟到现场，他把公私的时间分得很清楚，当然到上班的时候他也绝不占用公家的时间办私事，哪怕是家里的电话他也是不接的，当然他的这一个习惯也不是在新加坡才养成的，也是他多少年的习惯了。即使是在日本如果不是极特殊的情况家里人也是不会在他工作的时间里给他打电话，这种极特殊的情况，至今也还有发生。这也是让他感到高兴的事儿。
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从不轻易耽误工。这个并不是每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首先他们都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作保障。
有一个日子对于加藤来说算是特殊的，绝不是莽撞的冲破他生活规律的日子，到今年已经是二十二个年头了，那就是每年的12月25日，如果这一天是赶在这一年的礼拜放假的日子，他就不用操心跟别人请假的事了，如果是赶在正常上班的日子，他总是提前一个月就跟主管的领导说好了，不管那天发生了什么，只要太阳还在照样的出现，他都要去办自己的私事。
加藤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他对佛教的信仰不像有些人那样的痴迷和癫狂。他对佛家的虔诚不是每一个佛教徒都能做到的。如果说宗教信仰也能遗传的话，那么加藤对于佛教的信仰是从他外婆那里遗传下来的。
广岛是加藤出生的地方，加藤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姓。在广岛加藤是一个大的姓氏，到了新加坡只有他一个姓加藤的，人们省去了叫法就叫他加藤了。在广岛加藤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大的姓氏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加藤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是在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发生大爆炸以后才出生的，如果他在早出生几年的话，就像其他的加藤族人一样在那颗原子弹爆炸中莫名的死去。加藤是广岛的一个大的姓氏，因此在原子弹大爆炸中死去的人也很多。加藤是不幸的，不幸的是他出生在美国向广岛投放完原子弹以后出生的，美国原子弹的“小男孩”可给他这个小男孩带来了一声永远抹不去的恐惧。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眼看着旁边的人一个又一个莫名的死去，下一个也许轮到死神会拉住自己的手不放。加藤小时候就是在等待死亡的恐惧中长大的。
就是到了今天，他也还是在担心死神会不会在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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