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试黜落《宋史·仁宗纪》：“嘉潭年三月，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亲试举人免黜落始此。《治谋录》曰：“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弃于殿试者，自张元以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嘉潭年，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为天下後世士子无穷之利也。阮汉闻言，以张元而罢殿试之黜落，则惩黄巢之乱，将天下士子无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举宋初，约周显德之制，定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进士文理纰缪，殿五举。诸科初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场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于试卷，送中书门下。今之科场有去取而无劝惩，故不才之人得以旅进。而言此者，世必以为刻薄矣。
《英宗实录》：“宣德十年九月，今天下岁贡生员从行在翰林院考试中式者，送南北国子监读书；不中者，发原籍住廪肄业，以待复试；再不中者，发充吏。提调教官如例责状。”今岁贡廷试亦无黜落，设科取士，大抵为恩泽之涂矣。进士得人《唐书·选举志》“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文宗好学嗜古，郑覃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谓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来不一。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趋向然也。”
宋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数人者，其间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人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则失之矣，唐开元以前，未尝尚进士科，故天下名士杂出他涂，开元以後，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见矣。”
余姚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日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迸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人仕，史部又复试之。宋虽登第人仕，然亦止簿、尉、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遗才，严于用则无幸进。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举一涂，虽使豪杰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见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内既聚此十百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探筹，较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宽取士之涂，有科举，有荐举，有大学，有任子，有郡县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明初荐辟之法既废，而科举之中尤重进士。神宗以来，遂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间有一二举贡受知于上，拔为卿贰，大僚则必尽力攻之，使至于得罪谴逐，且杀之而後已。于是不由进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门户以自庇。资格与朋党，二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大坏矣。至于翰林之官，又以清华自处而鄙夷外曹。崇祯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编检，而众kǒu_jiāo哗，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消。呜呼，科第不与资格期，而资格之局成；资格不与朋党期？而朋党之形立。防微虑始，有国者其为变通之计乎？
大臣子弟人主设取士之科，以待寒叮诚不宜使大臣子弟得与其间，以示宠遇之私；而大臣亦不当使其弟子与寒士竞进。魏孝文时，于烈为光禄勋卿，其子登引例求进，烈上表请黜落，孝文以为有识之言。虽武夫犹知此义也。唐之中叶，朝政渐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议。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中书舍人李宗闵子婿苏巢、右补阙杨汝士弟殷士，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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