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音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彦，夫子病之；鸿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书》谓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fēng_liú无闻焉尔”。又谓长沙王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世说》言：“刘真长见王丞相，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答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又言：“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东，见王于猷兄弟还，人间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唤哑哑声。’”《北史》谓丹杨王刘昶呵骂僮仆，音杂夷夏。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夫以创业之君，中兴之相，不免时人之议，而况于士大夫乎。北齐杨忄音称裴谳之曰：“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其所贱可知矣。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若乃讲经授学，弥重文言，是以孙详、蒋显曾习《周官》，而音乖楚夏，则学徒不至；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音不改，则为梁人所笑。邮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量拙，则颜之推不愿以为儿师。是则惟君于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
《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辞》每言‘羌’，皆方音。”刘勰《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
国语後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後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国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而历考《後魏》、《北齐》二书，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孙搴以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菀越獗坝锩庾铮复参相府；刘世清以能通四裔语，为当时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语翻《涅骶》，以遗突厥可汗。并见遇时主，宠绝群僚。然其官名制度无一不用汉语。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北齐书·高昂传》：“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孝文用夏变夷之主，齐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国之言为官名号令，而《辽史》创立《国语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语遂载之史书，传于後代矣。
後魏《平阳公丕传》：“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滩，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帝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变俗之难如此。今则拓跋宇文之语不传于史册者已荡然无余，一时众楚之淋固不能胜三纪迁殷之化也。
後唐康福善诸蕃语。明宗听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访时事，福即以著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
外国风俗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辽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氵重，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金史》：“世宗尝谓宰臣曰：‘朕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他日与臣下论及古今，又曰：“‘女直旧风，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邵氏闻见录》言：“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其俗亦坏。昔者祭公谋父之言：“犬戎树叮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由余之对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国而长，世用此道也。及乎荐居日久，渐染华风，不务《诗》《书》，唯徵玩好，服饰竟于无等，财贿溢于靡用，骄淫矜侉，浸以成习，于是中行有变俗之讥，贾生有五饵之策。又其末也，则有如张昭远以皇弟、皇子喜徘优，饰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张舜民见大孙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契丹之将亡。後之君子诚监于斯，则知所以胜之之道矣。”
《史记》言：“匈奴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
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
《金史·食货志》言：“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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