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巍芬韵铝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入乐者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云者，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庸阝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
四诗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
孔子删诗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了民。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牵》。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何彼农矣《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农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逯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农矣，唐棣之华。曷不肃澹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搴酰渴羌ブ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庸阝以讫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南瘛保《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赂鹬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而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麇》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姻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何彼农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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