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没这么大吧，可能拍照时角度不对。照片是你拍的，你故意拍成这样的吧。”我曾经认真地对比过照片中的我们，我承认我比大两岁，但相貌上绝对没有紫菀说得那么玄乎。
“大叔，你怎么连点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呢？”紫菀扳着我的脸观察了老半天，然后失望地看着我，“你好像眉头真的有皱纹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大叔，你坦白告诉我，我不会怪你，你是不是隐瞒年龄了。”
“那是抬头纹，不是皱纹——你在日本呆久了，眼神都有问题了，看日本人比较顺眼而已，已经有汉奸倾向了。”
我才29岁，比紫菀也就是大四五岁而已，但她总是称我为大叔，乐此不疲，我其实一直很忌讳。况且她长得算是面嫩，高中生的模样，更让我心底发虚。
我为此已经和她抗议了数次，可她总是不改，好像故意和我较劲般。
“唉，看看，大叔，你又不乖了，每当理屈词穷的时候，就气急败坏了——再说了，说你是日本人的爹，占人家多大便宜的啊，这样你都不高兴，到底谁有汉奸倾向呢？”紫菀一脸得意地望着我，她好像特别喜欢看到我出丑的样子，用手指戳戳的胸口。
好吧，我说不过她，我要让她住嘴。我顺势抓住她的手，在她的尖叫声中把她拉到怀里，双臂紧紧地环住她，让她动也动不了。
“我不但老，而且色呢！”我装腔作势地吓唬她。
“你可要考虑清楚了，我可是搞法学的。新加坡法条我已经查过了，你这个情况至少要判六年。而且你是惯犯了，估计要好几个六年了。”她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地威胁我。
是的，我是在东京的一个展会上了紫菀。
那是我记忆中最滑稽的一次展会，我本来不应该参加的。但人生就是那么奇妙，我参加一次我本不应该参加的展会，遇上了我本没有机会认识的紫菀。
东京那次展会，本来和新加坡公司无关，而是上海总部的领导们当初做出的决定。起初的时候，也不是由新加坡公司去参加，而是由上海总部派专业团队过去。
估计领导当时做决定的时候，有拍脑袋的可能，反正事后才发现这个方案不妥。因为展位费都交了，大家才发现，美国举办的一个更高规格的专业展会，和东京展会在时间上有冲突。
不去吧，展位费已经交了，绝对退不回来了，白白地损失一笔钱。
去吧，意义不大，而且不想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大家都主张把精力放在美国展会上。
上海总部商量了半天，最后折衷决定，由我从新加坡过去参展。东京展会也无需多做投入，直接用上一次新加坡展会时留下的资料即可。虽然那些展会资料都是英文版本，但日本好歹是个发达国家，英语水平想必不会太落后。而且那个展会冠以“国际”的名头，想必国际化程度很高。
我对日本市场，乃至东京的那个展会，了解并不多。接到总部的通知后，也没有想太多。对于这次展会的期望和筹备，和总部的领导并无差别。
临行前，我上网浏览了一些该展会的资料，厚着脸皮打电话拜托了日本的渡边同学帮忙，然后时间一到，单枪匹马就飞到了东京。
然后，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大错特错了。
首先，那个展会，虽然冠以国际之名，在媒体上宣传的比较玄乎，但其实举办也没几年，目前参展商大部分都是日本企业。
当然也有一些欧美的品牌和产品，但都是日本本地的代理商在操作。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参展商，只有两家韩国企业，还有我们公司。
我们是唯一的一家中国参展企业，而且是以新加坡子公司的面目出现。
更要命的是，我沮丧地发现一个现实，在这个展会上，大家基本都说日本语，包括那两两家韩国公司。说英语的人非常罕见，甚至没有说普通话的人多。
是的，在那个展会上，我听到不少人偶尔会用普通话相互间打招呼。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小小地兴奋了一下，以为来了很多的中国观展者，
我是中国人，自然对于母语特别敏感。
愈是敏感，我愈加留意，却大失所望。这些说中文的人大都很年轻，而且只是偶尔相互间打招呼才说中文，应该是有些日本展览商临时雇佣的工作人员吧。
后来我也向别人确认了这一点，这些人其实都是临时雇佣来展会帮忙的。也许是勤工俭学的好机会，在这些中国人中，又以留学生居多。
我后来问过紫菀，日本不是发达国家么，教育水平应该很发达吧？而且不是说是美国的小弟么？既然是做跟班的，为美国马首是瞻，巴结老大应该上心才对啊？英语比日语更吃香才合理，为什么展会上说英语的人却不多？
这可是个相对高精尖的行业，不是菜市场啊。
“日本人比较害羞，如果不是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很棒，即使能说，他们也不会随便开口说。哪像你，口音那么重，还能称为英语么？是青岛式英语吧——叽里呱啦都乱说一通也就罢了，还跑到人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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