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也发现医院里那些表面上看上去正二八经的男医生，其实都很喜欢和那些三十来岁的护士们打情骂俏。他们交班的时候站到一起，总是逮着机会就互相打趣，要么你骂我一句，要么我摸你一把。
动作虽然不大，也不是那么有伤风雅。不过我慢慢地看在眼里，渐渐地也看出了一些门道。
比如李教授喜欢那个小琴儿，每次交班的时候，小琴总是找机会就往李教授跟前挤，李教授一看见她也是眼睛能笑成一朵菊花：哎，琴儿啊！
小琴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麻烦，就是理直气壮地去找李教授：“老李子，你还管不管了？”
老李就伸着头皮过来帮她摆平。虽然李教授也不是个什么官儿，但是人家乐意急赤白脸的替小琴出头，其他的护士又有什么办法，心里骂几句：“贱人。”也就算了。
不过护士里头也有厉害角色，你找李教授，我找吴教授，明争暗斗，看谁的后台硬。在这样的一坛子浑水里，哪里还找得到干净的鱼儿？
这是我悲观的想法。也是我愿意给自己一个沉沦的借口。
我将目光瞄准了余主任，但是我很快发现象我这样年轻又漂亮的女人一般人都没有什么兴趣。
也不是真的没什么兴趣，而是因为怕麻烦，怕一旦沾到了手上会甩不下去。
而且我还发现余主任对我没有什么兴趣，或者是因为他已经对谁有兴趣了，而且那个谁将他管理地比较严厉。这不过是我退一步的猜测，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
只是我有些难过，我一直以为我的美貌是无坚不摧的利器，现在看来，它不过是一把双刃剑。
于是命运就将我推到了那一条轨道。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我就在那条路上了。
那是去年的冬天，农历的腊月三十，我值夜班。
外面是白花花的大雪，我刚好在医院里上了半年的班，在寂静的只有一个病人的病房里，我凝视着窗外，我想家，想父母，想家里的年夜饭。
我坐在暖烘烘的值班房里，心里却是冷清清的。
和我对班的医生是张教授。农历的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七，就是俗话说的春节假期。医院里的进修医生，实习医生包括进修和实习的护士都被允许放假回去过年了。而我们这些临时护士这时候却不仅没有假期，还要更多地给正式护士替班，过年了，谁不想和亲戚朋友多聚聚呢？
放在平时，进修医生总是顶在最前面，这是教学医院的医生的最大福利。半夜来了病人，我们都是首先将他们喊醒，他们能处理的就自己处理了，处理不了的才请示上级医生，一般是请示住院总医生，住院总医生一般来说是由本院的主治医生来担任，所以基本上常见的疾病住院总医生都是可以对付的。实在万一对付不了，才会打教授们也就是排班表上的三线班的传呼。
以前有个住院总医生博士研究生刚毕业，很傲气，但是临床上并不怎么过硬。我们护士就专门在夜班的时候先将他叫醒，这是有一点不厚道了。因为二线班第二天是没有休息要继续上班的，而一线班下了夜班如果没有手术就可以休息了。
但是谁叫他看不起护士呢？不给他一个下马威，以为我们好欺负不是。果然连熬了几个夜以后，他就收敛多了，见了我们也都客客气气的了。也知道将药商送的水果什么的拿到护理部来打点我们。
人心换人心，都是本科室的职工，谁的胳膊肘还专门往外拐不成。我们这样做不过就是要让他知道不光要会读书，还要学会做人的道理。
一般要是教授们运气好的话，或者住院总医师足够强的话，他们有可能一年之中在夜班中被叫起来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是我们科的基本值班模式。我知道和其他外科的分组值班不一样，这也是因为耳鼻喉科的急诊一般并不需要一组人马一起上手术的缘故。
春节的时候，实际上医生的排班是不管教授副教授都要参加值二线班，而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在门诊值一线班。大家也都默契好，不是门诊实在处理不了的病人一般就不转到病房来。所以张教授值班的这一天其实也是很无聊的。
病房里唯一的病人是21床，一位下咽癌术后的病人，因为医生建议最好留院观察，就没有坚持回家。张教授去看了他几次，新年快乐的话也和他的家属说了几茬了。病人的儿子媳妇一个劲地抱怨说：“大过年的，也不让回去，这吹风下雪的，老人孩子都要往医院赶。”病人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说，“你们倒是以为我赖在医院里好玩啊？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张教授见状就也不去掺和了，只是留下话说，“护士今天下午要给病人换气管套管，明天早上还有吊针，所以还是不能擅自离院。”
我们护士平时值班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坐班，就是再困也不能睡觉，要是有人趴在桌子上睡觉被护士长发现了还是小事，了不得在科里批评一下，如果被巡回检查的医院护理部的领导发现了，那就麻烦大了，扣奖金不说，全院通报批评什么的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最主要的是全科室的护士都得受连累地大会小会上被点名。
春节期间，行政人员不管是网开一面也好，还是根本他们自己就休息了，反正就没有什么人来检查。所以大家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春节值班可以在值班房呆着，只是一定要留意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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