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就报了到，去设备科领回若干耳鼻喉科医生的专门或者不专门武器,计有：白大褂两件，每件上面都用黑色的丝线绣上了xx医科大学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梦寐以求的啊，我将那几个字摩挲来摩挲去，怎么都看不够。我幻想着几年以后在这两排字下面再加上一行：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朱诗婷。这当然是指日可待的。听诊器一套，额镜一个，电耳镜一套。将这些准备停当，我就像准备好了冲锋的士兵一样，只等着号角吹响。
可惜，昨天号角还没有吹响，我就和周国辉大吵一架，搞的我今天都觉得霉云密布，像是有暴雨要下下来。
今年耳鼻喉科分配留校的博士有两位，还有一位从外院引进的博士，除了我以外，另外两个都是男生。早上交班的时候，科主任余均珏教授就重点向科室的医生护士们介绍了我们，并且希望大家今后对我们多加关照。
随后我们三个随机被分到不同的组去。我们科的病房目前有大约7，8个组，每个组有一名正教授，一名副教授，一名主治医生，最后还有一名住院医生，因为住院医生严重短缺，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用进修医生来代替。
我被分配到耳科组，不过我对这种分配也没有什么期待，反正第一年都相当于轮转，我会在每个组都呆上一段时间。一方面我要学习各种不同类型的手术，另一方面，我也得学会和科室各组不同的人打交道。
交完班，就开始早上的查房。作为外科医生，我们的一天很大程度上是在手术室度过，所以早上的查房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是和病人直接交流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也是很有限的时间。而病人的反应可以说最直接的提供给我们疾病的线索，诊断的依据，治疗的效果等诸多方面的诊断治疗标准。但是我也发现有很多医生不重视和病人的交流，他们厌倦于病床上睡着的人，这可以说是麻木。当然也因为现在先进的常规的诊疗手段很多，比如ct，mri，给我们正确的定位和诊断，以及制定手术方案，确定手术效果都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带我的是许医生，他是前几年留校的硕士生，那时候还没有非博士生不留的政策，不过他虽然留下来了，但是非博士不能晋升副高的政策又将他卡的生疼。所以他经常对自己的主治医生身份心怀不满，而对我们这些新分来的博士怀有敌意。当然我有信心，不让他与我为敌，原因是：我是女生。男生和女生之间，如果没有实际的利益冲突，是不太容易像男人之间那样剑拔弩张的。他刚，我柔，至少，现在我在下风，我要求着他教我技术。这方面我可不含糊，一见面，我就粘着他喊师傅，直到将他紧皱的眉头叫的融化，舒展开来。
我低着头跟在师傅们后面，手上捧着一堆病人的铁皮病历，本来我不必将它们都捧着，但是我想快一点进入角色，当然要搞清楚我们都管了些什么病人。在外科我们都习惯叫上级医生为师傅，这也意味着手术匠的生涯是从学徒开始的。学徒的工作包括写病历，检查病人，开检查单，贴报告单，在上级医生的授意下开处方，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和家属谈话，签手术同意书，下达手术通知单，根据病人情况决定是否备皮备血，准备手术器械，在手术台上消毒，铺巾，拉勾，止血，缝针。手术后和麻醉师一起等病人苏醒，将病人送回病房，接收病人，开术后医嘱（同样是上级医生的口头授意，我来落笔），确认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
早上查房的时候，大家都是神情严肃，仿佛医者仁心，就是这个普渡众生而不苟言笑的样子。那是当然的，别人在痛苦地住院，怎么可能笑得出来？
从病房一走到病房二，许医生介绍着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李副教授作一些补充，张教授是我们组的头儿，他不时点点头，从兜里摸出电耳镜检查一下病人，并同时对我们下达命令，等会儿查完房，这几床病人要到治疗室来，13床要换药，14床复查，15床拆线，17床今天办出院。他忙碌的时候，我就快速地翻阅病人的床头卡，争取尽快将病人我手上的一大摞铁皮病例上的人对上号。他一边说，李副教授就一边点头，示意许医生记住，许医生再点头示意我，我赶紧掏出准备好的小本子记上，生怕出了什么差错。医生的神圣感在我的身上，从来都是这么强烈。
从病房二出来，我以为就这么多病人，就准备去将病历夹放回医生办公室，然后回身再去完成医嘱，和给病人做治疗。
许医生却叫住我，朱医生，还有，贵宾病房我们还有一个病人，1床。
真的？我知道我们科有一个贵宾病房，据说通常是省委的领导来住院会入住的，我也听说里面装修得和五星级酒店一个标准，不过我从来没有进去过。也没有想到我真的会在病房里遇到传说中的省委领导。
张教授走在前面，在贵宾病房门口停下，敲了敲门。门打开，一名中年美妇堆着有些谄媚的笑，说，张主任查房了？不过笑容底下我觉察到一丝不易被人发现的惊慌和失落。我们四个医生鱼贯而入。
我朝病房里好奇地四处张望，传说中的贵宾病房，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有单独的卫生间，甚至有一个小厨房，里面有冰箱，微波炉，热水器，洗衣机，装饰非常朦胧，淡黄的墙纸上有凸凹有致的花纹，落地的窗帘也是淡淡的黄色，看上去清爽而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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