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的上午通常都是忙碌的。好不容易等余主任开完他的短会，噼里啪啦的桌椅板凳一通乱响以后，大家各就各位，护士长带领几个护士给病房里的病床换床上的单子，铺的，盖的，换下来的一堆堆地堆在病房的门口。
我们小心地从单子堆上趟过去，另外一拨的护士推着输液瓶的车，在病房间穿梭，将一个个用红笔标明了床号的输液瓶放在每一个需要输液的病人的床头，还要和病人核对一遍，2床，1瓶，消炎。3床，2瓶，一瓶消炎，一瓶止血。我还真佩服这些护士能将这些药用这种通俗的语言给病人解释清楚。还有一个护士抱着体温计和血压计的盒子，给每个病人发一只体温计，然后叮嘱躺着别动，一会我来收。再看看医嘱上哪些要求测血压的给测一遍。
我们在忙乱中给几个病人换药，还要还和护士交涉，3床的吊瓶先别急着挂上去，等会先去治疗室换药。李教授走在前面，很亲切地问每一个病人，感觉还好吧？一边给我和许医生交代，2床明天办出院，3床等会换药的时候，注意将凡士林纱条换成干纱条，4床的家属下午签字，明天安排手术，术前准备要做好，5床，6床，7床……
我一边走，一边麻木地往我的小本子上记录，生怕忘记了哪一条会受到训斥。
又到了1床的豪华病房门口。李教授敲门，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说1床呢？回答我刚来呢，给他送早饭。那人呢？我也没看见。
瞧人家牛的。李教授撂下话，1床这么不配合治疗，以后就别怪我们的手术效果不好啊。脸色很不好看。我不是第一次见李教授发火，不过我倒不觉得陈家伟有多么不配合。住了这么久，也就是一次查房缺席嘛，别的病人也不是没有的事。
再说我上周给他换药，他的耳朵已经基本上干燥了，检查的听力结果也不是很糟糕，骨导保护的不错，只有气导的损失，这样的听力非常适合选配助听器，等耳朵完全干燥后就可以考虑了。
他现在还是指定要我换药，一直说我手轻，很舒服。我其实也知道，耳朵换药手太轻也未必是好事，因为要将很多纱条填进耳朵里面做了手术的空腔里去，目的是吸收里面的分泌物，防止肉芽增生，所以填压最好是紧实，整齐。不过他一再地要求，我也不好拒绝，只好尽力地按照书上写的样子给他填好。
他侧坐的时候，将右边的耳朵和右边丑陋的半脸完全暴露于我的视野之下。我的心一阵抽搐，我想，这是谁，会这么狠心？不过他现在很平静了，似乎已经接受了现在的自己，这令我非常的愧疚，为我自私的心念。我给他换好药以后，习惯性地拍拍他的肩，好了，可以回病房去了。他有些失措地望着我，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回到医生办公室，我抱着一堆的病历，今天李教授交代的任务可真够多的。我埋头修改医嘱的时候，李教授突然凑过来，说从今天开始进来的新病人全部用xxx抗生素，原来的那一种不用了。还有术后的病人也全部换药。我狐疑地看着他，有点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不过从他严肃的脸上我什么也看不出来，于是我瞅了许医生一眼，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答案，可是他耸耸肩，只是从我桌上抓了几本病历过去，说我帮你，这么多，什么时候改得完？
忙忙碌碌到中午，总算歇了一口气，却见余主任从手术室回来，头上的蓝色一次性帽子也没有摘，我赶紧闪避，他却还是叫住我，小朱，上班一个多月了吧？还习惯吗？我点头说还好，实际上我想说很累。余主任笑了笑，说刚开始都有点不适应，习惯了就好。然后就说要和我商量个事，我不知道他的意图，不过还是硬着头皮说好。
余主任说，“你上班有一段时间了，你也知道我们科室的情况，值班的一线医生严重紧缺，所以从这个月起，你和张跃博士除了值病房的班以外，还要参与到值门诊的夜班，这样班才排得过来，你知道住院老总和我说过很多次了，住院医生太少，班排不过来，我说你和张博士要先适应下，不能一来就排门诊班。你看，怎么样？有困难吗？”
我硬挺着说没问题。实际上我在心里快速核算了一下，这就意味着我一个月要上两次病房的夜班，两次门诊的夜班。病房的夜班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上面还有上级医生一起值班，实在搞不定也可以将老总叫醒，再说，病房里有紧急情况的病人并不是很多见，就像这一个月我值了3次病房的夜班，除了一次半夜起来收病人以外，基本上也都在晚上12：00点可以睡下了。但是门诊的夜班就完全不一样了，随时有急诊，随时就要接待，所以基本上一晚上都不能睡觉，运气好的话，可能可以间歇性地睡几觉，那还得有超人的功夫，被迷迷糊糊地喊醒了，给病人缝针，清创，或者取鱼刺啊什么的，弄完了还能呼呼大睡。
另外还有一个令我担心的就是我还没有值过急诊班，对于急诊要处理的病人完全没有概念，这令我有些上火。
晚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想上网去订一本《耳鼻喉科急诊学》，不过打开电脑才想起来这两天忙着吵架，也没有来得及去电讯局办理上网的事宜。我算了算如果按年交费的话，一年又要交一千多块，想想，从学校里搬出来增加的花销可真是不少。我想了想要不要周国辉帮我在他们实验室里的电脑上订一下，反正可以选择□□，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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